|
一 詹金斯一家的故事占据了小说的一定篇幅。父亲詹金斯先生作为前任教区长，小说开篇已撒手人寰，他与儿女的关系，是通过小女玛蒂整理家信来追述的（盖斯凯尔 第五章）。长女詹金斯小姐一出场，俨然一副领袖的作派，喜欢颐指气使，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第二章结尾，随着她的过世，真正的主角玛蒂才从姐姐的影子里走出来，吸引读者的目光。两姐妹性格反差很大：姐姐像父亲，严肃刻板，自视颇高，什么都由她说了算；妹妹温柔谦逊，心地淳朴，善于为人着想。大凡自我感觉极好的人，自信过了头，凡事又要替人做主，就不免武断专横起来。玛蒂与霍尔布洛克的美满姻缘，就因父亲和姐姐的反对化为泡影。 詹金斯先生作为一家之长，亲手造成了家庭成员的不幸，确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幸的根源，倒不是因为他的残忍，而是因为他的自负与专断。自负专断的人，往往只相信自己的判断，不顾别人的感受，哪怕不招人待见，也浑然不觉。这类人的性格里天然就有滑稽的元素，很容易成为反讽的对象。 詹金斯先生常以博学自居，给妻子写起信来，总要插上几句拉丁文，也不管收信的那一方在“英语语法和拼写上都有些小毛病”。有一次还诗兴大发，写了一首古典诗，将妻子莫丽颂为“玛丽亚”，与妻子附在信封背面的话相映成趣：“敬爱的丈夫赠希伯莱诗一首，我本意（以）为会谈到宰猪之事，但没提起。”（盖斯凯尔 64）[2]教区长一味将妻子理想化，自然有办法让自己对感情生活心满意足。可是，对于儿女的感情，这位迟钝的父亲就捉襟见肘了。自负的性格，再加上专断的作风和保守的门第观念，使他无法理解儿女，最终令女儿错过了幸福的机缘，逼迫儿子离家出走，浪迹他乡。 淘气的彼特套上大姐的长衫，戴上她的帽子，把枕头当作娃娃拍着摇着，在花园的栅栏后面半隐半现，吸引众人围观。詹金斯先生看到这一幕，怒火冲天，当众把儿子狠揍了一顿。作者在描写他了解到真实情况之前，也有意插入了一幕反讽的场景： 父亲象往日里那样一本正经地从街那头走来，一眼看见黑鸦鸦一小群人——我敢说有二十多人——从花园栏杆往里张望着，起初他以为他们是在看杜鹃花，花园里有株新种的杜鹃开得正盛，他非常得意。他放慢脚步，好叫他们多欣赏一会，他还在寻思能不能就这件事写一篇传道文，他认为杜鹃和原野上的百合之间一定有某种联系。（盖斯凯尔，73－4） 这段往事是由玛蒂追述的。玛蒂很孝顺，对父亲的回忆，并无讽刺之意。读者看到这里，却会有别的感受：众人看的热闹，是未出阁的大姑娘突然之间抱了一个小孩，跟杜鹃花有什么关系！通过这层反讽，作者以一张一弛的笔法，巧妙地控制住了叙述的节奏，同时淋漓尽致地刻画出了教区长的个性。 彼特被揍后，竟然负气出走，这是詹金斯先生始料不及的。事件发生后，小说借助玛蒂的回忆，仔细描写了他的慌乱、悲伤与后悔，读来令人不免心生同情。此后，他对于女儿的态度也有所转变：“父亲变得极为温和，极为慈祥，他有时说话也会像从前那样——发号施令——但是一霎眼他又会走过来，抚着我们的肩膀，低声问他的话是不是伤了我们的心。”（盖斯凯尔 80）像大多数父亲一样，詹金斯先生对自己的孩子是怀有深切期望的。他在儿子身上下了不少功夫，却都没有下到点子上。一个古板的父亲养出这么一个淘气的孩子来，本身就具有反讽的意味。盖斯凯尔生活的年代，不顾孩子的性格和喜好，用僵硬的教条强行约束他们的天性，又把他们的前程“象画地图那样给规划得一清二楚”的家长，何止教区长一人？在这个意义上，小说的锋芒所指，就不局限于一两个个体，而是更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习俗。 再来看玛蒂。造成玛蒂不幸的原因，虽有父亲和姐姐的干涉，而背后实则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根深蒂固的等级和门第观念。父亲和姐姐为何反对玛蒂的婚事？因为对方是一位自耕农（yeoman），非传统意义上的绅士（gentleman）。读过《爱玛》（Emma, 1815）的读者，应当记得这样一幕：当爱玛发现自己的保护人哈里特与一位名叫马丁的自耕农萌生情意的时候，她不失时机地向哈里特表明了自己对这个阶层的不屑和冷淡：“一个骑马或走路的年轻农民，是我最没有兴趣的。正是自耕农这一类人，我感觉跟他们没有一点关系。”（Austen 29）爱玛的势利反映出来的，是一个阶级甚至于整个社会习惯于接受的定式思维。《克兰福镇》的第一章发生于19世纪30年代，詹金斯小姐尚在人世，据此推论，霍尔布洛克的求婚被拒，当在与《爱玛》（1815）的故事相近的年代。 从这个意义上说，玛蒂的不幸更多是世风和俗见使然。詹金斯先生虽为教区长，自诩学识渊博，其实偏狭固执，盲目自信。他的眼光囿于一隅，泥于成见，如此，也就看不到霍尔布洛克先生的可贵品质，使女儿错过一桩美满的姻缘。盖斯凯尔明白，这不是一个人的悲剧，而是许许多多固守陈规的人必然要遭遇的不幸。爱玛这样一个聪明的女子，不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吗？假如没有奈特利先生的耐心引导使其心智逐渐成熟，她给哈里特与马丁造成的，也许就不仅仅是波折了。再往深里推敲，谁又能保证，每个人的思想深处，没有这些陈规俗见的影响呢？盖斯凯尔要批评的，或者说，想通过反讽引起读者注意的，就是这种不经反思，随时准备向习俗妥协的惰性。而一味遵循习俗，给人带来的危害，往往是深重而不易察觉的。 所以，小说的反讽对象，绝不止于詹金斯先生一人。叙述者玛丽·史密斯，因自己父亲与这位先生的密切关系，接触到这个家庭的隐私和秘密，成为玛蒂的密友，也碍于这层关系，她对他（包括詹金斯小姐）的反讽，就不得不有所收敛，多为含蓄克制的情境反讽。而对小说的其他人物，比如高傲愚蠢的贾米逊夫人，庸俗势利的巴尔格小姐，虚荣夸张的波尔小姐，疑神疑鬼的福列斯特太太，玛丽就不那么客气了。甚至于她本人，跟在这帮队伍里，“我们”长“我们”短的，也常常成了反讽的目标。 对于婚姻，老小姐和寡妇们所表现出来的保守和抵制的态度，丝毫不亚于詹金斯父女。除了杰西顺顺当当地嫁人，另外两件婚事在克兰福镇遇到了一定的阻力。尊贵的格兰玛夫人与霍金斯大夫的订婚，引发了一场风波。玛蒂的女仆玛莎的恋爱，也屡受阻挠，因为“合同上明文禁止她招惹‘追求者’”。而杰西之所以顺利，也是因为父亲亡故后断了经济来源，举目无亲，难以生存，兼之前来求婚的戈登少校是她的初恋情人，恰好又门当户对，如此机缘巧合，才成就了这一对有情人。 同样囿于习俗的偏见，克兰福镇的女士对男爵夫人格兰玛女士“下嫁”霍金斯大夫，颇多不满和不屑。其中，福列斯特夫人的反应最强烈，她“和我们一样吃惊，但她感情上更觉得受到了伤害，因为她想到了她的品级，所以比我们更深切地感到这件事真正是玷污了贵族阶层”。（盖斯凯尔 161）格兰玛女士是新近造访小镇的外来成员，她聪明善良，和蔼有礼，深得镇上女士的喜爱，几乎已成为她们这个圈子中的一员。然而，当她的订婚消息传开时，除了福列斯特夫人的激动与愤怒，别人的反应如何呢？波尔小姐立马想到了财产：“她嫁给他是为了有份家业，就是那么一回事，我看她把外科手术室也算进去了。”（盖斯凯尔 159）至于其他人想到的，也不外乎财产、名位和礼俗之类的事情： 然后我们又回到眼前的事情上来，互相询问这件事会在什么时候举行？在哪儿办？霍金斯大夫一年有多少收入？她会不会放弃贵族的名位？要是格兰玛夫人和霍金斯大夫这一对夫妇登门拜访，玛莎和其他正派侍女该怎样为他们通报呢？我们要不要去拜访他们？贾米逊夫人同意我们去吗？是不是非得在尊贵的贾米逊夫人和降低了身份的格兰玛夫人之间作一选择呢？（盖斯凯尔 160） 我们不免想起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论自由》（On Liberty, 1859）中的一段话：现今之人不问：“什么是我所偏好的？我的个性与气质，将以何道为适宜？什么能发挥我身上最优秀与最崇高的品质，并使之壮大成熟？”他们只问：“什么合于我的地位？爵位财力与我相当者，通常如何行事？那些比我尊贵富有的人，又有怎样的行事标准？”（Mill 61） 一为小说家语，一为哲学家言。假如我们读懂了盖斯凯尔的反讽，就会明白，她所描述的心态，实可作为穆勒之言的最佳注脚。小说家不像哲学家那样自信，第一人称复数的运用，表明她对叙述者玛丽·史密斯（甚至于自己）是否完全摆脱了这些俗见，还存有一点怀疑。正是这点自我怀疑，让我们意识到，她的目光可能不如穆勒锐利，但由此也多了一分对于人世的同情。作者没有在自己与笔下的人物之间划一条绝对的界限。在某种意义上，她仍然是她们当中的一员。所不同者，在于她以反讽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警醒和反思。反讽之于这篇小说的重要性，正在于此。 克兰福镇发生了偷窃事件后——偷盗乃小孩和小猫所为，女士们却以为来了外贼，闹得沸沸扬扬，各种揣测、谣言、传说如“野火一样四处蔓延”——波尔小姐被自己想象的“满脸凶恶”的盗贼吓得魂不守舍，跑去找玛蒂和玛丽，作者写道：“我们本可以得意一下，因为老是自吹胆大的波尔小姐也给吓成了这副模样；不过看到她原来也有着人所共有的弱点，我们心中很是高兴，也就不忍再使她难堪了。”（盖斯凯尔 128－9） “人所共有的弱点”（she shared in the weaknesses of humanity），这几个词很关键。正因为“人所共有”，小说立意反思的，就理应是人之为人不免要犯的毛病，并非“大奸大恶”的个人。其实，人生的悲剧往往不由罪恶造成，而由性格的弱点和习俗的力量导致。被米勒责为恶人的教区长正是如此。要说他“禁止女儿出嫁，将她们作为无用的干花或未经使用的橡皮筋储存起来”，（Miller 215）实在有些冤枉他了。冤枉詹金斯先生不要紧，毕竟这是一个虚构的人物，然而，由此错过了盖斯凯尔最具启发意义的洞见，我们阅读所得的收益就不免要打点折扣了。 盖斯凯尔对于父亲的权威实际上有更深层的思考，米勒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指出，小说的叙述者玛丽·史密斯“尊重父亲的权威，并从父亲那儿获得保障。她可以笑话父亲的信写得不好，但她对父亲发出的城乡银行即将破产的警告则深信不疑。”（Miller 221）其实，文学旨趣尚在其次，玛丽不认同父亲的地方，更多是明于计算、过分小心的商人气质。玛蒂破产后，不得不卖茶叶维持生计，因为城里另有一家铺子兼营茶叶，她跑去人家那里，把自己的打算告诉对方，问是否有损于他的买卖。玛丽父亲把这一举动称为“胡闹”，还有如下一番评价：“要是做生意的都这么你来我往的商议照顾对方的利润，那还讲什么竞争，买卖又怎么做得下去？”。结果却不如父亲所料，玛蒂的善良不仅为她赢得了对方老板的照顾，而且吸引了一批稳定的主顾。父亲呢，“对每个和他打交道的人都不放心，尽管他谨慎提防，可就在去年一年里他还是给骗走了上千镑的钱。”（盖斯凯尔 198－9） 这里的对比，反映出叙述者（或者说作者）含而不露的批评。既不失尊重，又不失反思，这就是盖斯凯尔对于权威的态度。哪些地方值得尊重和服从，哪些应当反思并加以抵制，是她毕生都在努力思索的问题。在另一部小说《南与北》的结尾，她描写女主角玛格丽特经历父母双亡的变故后，试图“解决女性面临的最大难题：在多大程度上完全服从于权威，又在多大程度上给自己留下自由活动的余地。”（Gaskell 2005: 377）这一句话，不仅对维多利亚时代惯于依从的女性有启发的作用，对于一百多年后言必称自由的现代读者，也有借鉴的功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