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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近来西方学界女权主义盛行，批驳父权与男权，掘取文学作品所包含的女性意识，已成为评论的一个常见思路。这类批评的积极面，在于引入新鲜的话题和视角，融入批评者自己的关怀；消极面，则在于先有成见，易走极端。米勒的解释，比较多地暴露出后一面来。 作者主要描写的，确实是一个女性的群体，而且是由寡妇和老处女构成的特殊的女性群体。这些女士没有工作，也不屑于工作，把身份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几乎与现代商业社会隔绝，不主动参与任何社会和经济的活动；没有家庭和孩子需要照顾，家务活也自有佣人做了去；更重要的，没有持续稳定的经济来源，只能守着丈夫或父亲留下的有限年金，过着紧巴巴的日子。这样一群人，如果不是结成伴，抱成团，精神上相互依靠扶持，势必要独自面对凄凉落寞的晚年。 在这个自封为“亚马逊斗士”的圈子里，没有人对父亲公开表示不敬，对男士的不屑或反感，确是随处可见。像詹金斯小姐对于当时的人提倡男女平等，就深不以为然：“平等？这是什么话！她深知，女性比男性要强多了”。（盖斯凯尔 18）波尔小姐在第十章也发表了意见：“哼，男人总是男人，他们装得像参孙那样力大无比，狠得别人不敢动他一根毫毛，又想像所罗门那样聪明，机灵得从来不会上当。您看好了，他们自吹凡事总有先见之明，但在出事之前又从来不肯打声招呼，告诉别人一声。我父亲是男人，我对男子的脾气是一清二楚的”。（盖斯凯尔 134）米勒称，《克兰福镇》“不动声色地谴责了男权引起的不公正，微妙地显示出男人的虚假和衰弱，并且十分巧妙地运用男人自己的方式来反对男人”。（Miller 215）他的一个主要例证，就是波尔小姐的这番高见。 据米勒讲，这段话表明，“男人宣称自己具备女人不具备的力量、智慧和远见，其实是站不住脚的”。（Miller 214）可是，再看上下文，我们就会发现，波尔小姐的这篇议论最终证明的不是男子的虚弱，反倒有可能是她自己的虚荣和可笑。克兰福镇发生的偷窃事件本是毛孩子的小打小闹——本生家丢了几个苹果，海华特寡妇的摊子上少了几个鸡蛋——这位好事的波尔小姐不满足于道听途说的小道新闻，凭空臆想出一帮“杀人贼党”来。听到霍金斯大夫也受歹徒袭击，她以检查牙齿为由，前去打听内幕，想证实那伙“歹徒”就是与自己“遭遇”的“杀人贼党”。结果人家不承认遭抢，还说只是“食橱中少掉一只羊脖子，一定是猫儿干的事”，于是，便引发了这通“男人总是男人”的抱怨。只有读完全书后，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回过头来再品味这一节，其中的意趣与幽默才跃然纸上，令人忍俊不禁，也才真正理解到底是谁怕丢面子，谁急着掩饰。米勒先生对这里的反讽视而不见，单单要从字面义来理解，究其根源，是受了先入之见的影响。因为先有了“女权”的主题，就要寻出一些证据来，不料竟找了一个反证，这恐怕是断章取义最容易出现的纰漏了。至于詹金斯小姐，与其说她挑战了男权传统，不如说强化了这个传统。真正的反讽在于，她所谓的女性之“强”，恰恰是对父亲的模仿——模仿权威的作派和照搬不近人情的规矩。 给这群女性冠以“亚马逊斗士”的名号，其实暗含了揶揄的口气。跟史诗里勇猛善战的女战士相比，克兰福镇男性的消失，并非女士们自觉自愿的选择，而是被迫接受的一个局面；独身的状态，也是她们在婚姻市场上遭遇挫折和失败后不得不面对的命运。18世纪以来，英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子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成为有闲一族。然而另一方面，她们面临的生活道路也极为狭窄，除了家庭教师和护士，没有别的独立自主的工作供她们选择，婚姻几乎成为决定大多数人命运的砝码。那些嫁不出去的，有的是因为要照顾家人，或家底不够殷实，有的为门第局限，或容貌身材有所欠缺，总之，真正主动选择单身的极为罕见。（Basche 第一章和第十章）既然连自己的幸福也不能由自己把握，指望从这些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生活经历极其单纯的老太太身上挖掘出具有革命姓的女性意识来，恐怕就属于批评家的一厢情愿了。小说里的女士们个个嚷着“男人碍手碍脚”，连温柔可亲的玛蒂小姐也说：“男人在家总难免会多些麻烦”，可是，接下去的话才道出了这位老姑娘（也可以说是这群老姑娘）的真实心理：“不过，男人遇到困难总会有办法，身边能有个男人作作依靠总是好事。”（盖斯凯尔 175） 所以说，她们并非不想依靠，只是没得依靠罢了。靠自己，似乎也不切实际。当玛蒂入股的银行倒闭，几乎陷入绝境时，玛丽·史密斯思来想去，看看究竟有什么办法让她“挣些钱又不降低自己的身份”，发现这位善良可爱的老太太实在没有挣钱谋生的本领。既无谋生的手段，年金又有限，于是，在这个圈子里，节俭成为风尚。小说有一个很特殊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名词，叫做elegant economy，“体面的算计”。算计本来和体面不沾边的，兴许还有点相反的意味，因为elegant从词源上讲，来源于拉丁词elegāre，意思是“精挑细选”，没有奢华的家底，如何精挑细选呢？而算计，偏重于“省”，要求尽量减少耗费。两个词凑到一起，便有了诙谐的色彩，将克兰福德镇的女士既想节俭又要体面的心态活泼有趣地勾画出来。节俭的习惯，虽然与新教提倡的宗教品质不无关系，恐怕也有“不得已为之”的苦衷。她们或丧偶寡居，或年老未嫁，皆无稳定的经济来源，到晚年则更形窘迫。 然而，这些女士在没有男人依靠的情况下，却能做到相互扶持，同舟共济，这是不能不让人另眼相待的，正是这样一种群体意识和团结精神向我们揭示出她们生存的秘密。听说玛蒂面临破产的困境，她们纷纷慷慨解囊，从略有宽余的收入里拨出一部分来周济朋友。为朋友尽力，在她们看来，“不仅是一种责任，而且是一种快乐”（not only a duty but a pleasure）。（盖斯凯尔 188） “DUTY”一词还出现在另一个场合：当玛蒂意识到自己入股的县镇银行可能破产，坚持着要把自己值五个英镑的金币和一位农民手中由这个银行发行的已经一钱不值的钞票兑换，“往常她总是优柔寡断，别人一句话就会使她改变主意。可这一回却毫不为之所动。”促使玛蒂如此坚决果断的根源就在于“责任”两个字：“我总算尽了自己的责任，我真是十分高兴，真的，那个可怜的人就在我旁边。”（盖斯凯尔 174） 1825年英国爆发了经济危机，股票猛烈下跌，信用关系破坏，银行纷纷倒闭。玛蒂的处境，其实是现实生活的一个缩影。譬如，我们熟悉的小说家萨克雷就在1833年冬，得知自己的存款银行倒闭，财产一扫而空，只剩下每年一百镑的收入。（Thackeray 508）当整个社会经济处于恐慌和混乱之际，玛蒂身上表现出来的勇于承担责任的意识以及她的朋友体现的友爱互助的精神，就显得弥足珍贵。在这个意义上，克兰福镇的女士值得人们尊敬。在描述这一事件的两个章节里，作者一直保持了同情的口吻，鲜有反讽的笔调。即使在旧的秩序里，作者也有她当真的东西，有她要肯定的价值。反讽只是《克兰福镇》的一面，记住这一点，对我们理解盖斯凯尔至关重要。米勒先生大谈作品的女权色彩，对作品本身所展现的女性之间的关怀与同情，却并不着意，不免令人生憾。 需要说明的是，责任与友爱在克兰福镇并非女士的专利，在男士身上同样有所体现。上尉布朗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上尉刚到小镇时，他的到来被说成是“侵入了女人的辖区”（invasion of their territories）。“invasion”本来是军事用语，用到这里，颇能反映这些女士的夸张心态。这样一个微妙的反语，米勒先生竟然没有读出来，反籍此认为小说的主题就是男性对女性的侵犯。上尉到底哪里侵犯了女士呢？米勒不去追问。其实，仅仅因为上尉的男性身份和他的作派不合高雅的标准（“他当众叫穷，拉开嗓门说话，还有呢，竟然在可恶的铁路上谋差事”），就将他排斥于社交之外（“小姐和夫人们一致决定，决不上门拜访他和他的两个女儿”），反映的恰恰是克兰福镇女士们不够宽广的心胸。幸好上尉并不灰心，一年之后，当玛丽·史密斯回到这个小镇，惊讶地发现布朗上尉在克兰福镇“居然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不仅“先前决心不跟他来往的人上他家的门了”，而且“他的意见被奉为金科玉律”。（盖斯凯尔 6） 布朗凭什么赢得的尊敬呢？首先是“有男人气度”（excellent masculine commonsense），“谁家有做不来的事，他总有法子对付”。其次是男子汉的坦率（manly frankness）和大度，“过去遭人白眼，他毫无觉察，现在受人爱戴，还是毫无觉察，依旧我行我素”。（盖斯凯尔 6）再其次，就是友善和乐于助人（尤其乐于为女士效劳）的品格了。在小说的头两章，布朗是一个极有风采的人物，与詹金斯小姐的专断、自负和小气形成鲜明的对照，被克兰福镇的女士誉为“真正的男子汉”（a true man throughout）。假如不是因为盖斯凯尔当时并无写作小说的计划，为了应付狄更斯的催稿，以布朗之死匆匆收尾，他在小说里也许不止于今天我们所见的模样。据说，罗斯金读到布朗的见义勇为，不忍继续，写信给盖斯凯尔抗议道：“你应该把玛蒂也弄死，既然你这么喜欢好人没有好下场的话”。（Easson 198） 可见，男性不仅没有成为批驳的对象，真正的男子汉反而受到钦佩和爱戴。米勒称，小说通过反讽的质疑方式，“对文学和家庭生活中的男性统治进行强有力的挑战”，甚至认为“《克兰福德镇》讲述了一个可怕的暴力故事，家庭中的男男女女以爱和得体为幌子，相互侵犯”，（Miller 182，185）显然是过激之言。其实，米勒所谓的“恶棍”、“暴力”、“罪恶”在这个充满田园情调的小镇里并不存在。也有学者对此提出批评：“盖斯凯尔的《克兰福镇》呈现了一个令人欣慰的神话，在这里，男人与女人之间，不同的阶层之间，不存在真正相互冲突的利益，他们只需要彼此了解来达成和解”。（Spencer 87）言下之意，盖斯凯尔对于两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描绘了一幅过于简单和理想化的图景。这个批评有一定的理据，但我们也要看到，作者描写的女性群体在相对传统的农业社会里受到尊敬的事实，她们与下层百姓之间，确实没有形成尖锐的冲突和对立。至于她们与男性的隔离，一方面当然是独身或寡居的事实使然，另一方面，也与她们刻意地回避男士，视之为“危险”和“俗气”的心理有关。对于这种心理，作者有同情的成分，也有批评的意思。所以，她安排了几场婚姻，试图来打破小镇守旧的心态，消除颓废的气象。 小说的前半部分不乏衰败的意象：撑不起红绸伞的老姑娘，泛黄的家信，年久失修的会堂……这里既没有人生儿育女，也无婚丧喜庆，整整十五年间，除了杰西小姐，玛蒂小姐没有听到任何朋友熟人结婚。玛蒂的失恋，彼特的出走，布朗中尉的舍身救人，都发生在前6章。从第7章开始，小说一改怀旧和忧伤的笔调，色彩变得明朗起来，甚至有了喜剧的味道。巴尔格小姐的茶会，男爵夫人的造访，魔术师的表演，都洋溢着欢快的气息。欢快归欢快，反讽却一点不少，势利、虚荣、傲慢和迷信，正是在娱乐与聚会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紧接着，发生了一系列戏剧性的事件：偷窃风波，救助魔术师，男爵夫人订婚，玛蒂破产，朋友相援，最后彼特回归。盗窃是无中生有，平添了一分喜剧色彩；破产呢，众人齐心，共渡难关，也给人以温暖的希望。恋人们如愿以偿，彼特回归小镇，更带来了活泼的生机。可以说，小说结尾描绘的是一幅富于生气和希望的景象。 对于这样一个大团圆的结局，米勒觉得很难理解：“这样的结局会再度肯定那些受到挑战的社会、性爱、伦理和美学方面的价值，即男性统治的新教和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价值，而这似乎是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努力想质疑的对象。”（Miller 218）一种和谐的社会关系，为什么要名之为“男性统治的新教和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价值”，彻底加以否定呢？况且，什么是“新教和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价值”，小说到底哪里表现了这些价值？米勒只一句笼统的结论，没有下文。我们不免怀疑，这里的“新教和资本主义”同前文的“女性主义”一样，更像是一个空洞的标签，里边既没有明确的内容，也没有一以贯之的立场。 在克兰福镇这个貌似平静的社会里，确实隐藏着各种令人不安的冲突：传统与现代、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道德伦理与商业精神、男性与女性、父亲与儿女、金钱与身份等等。小说的一个目的，就是要通过理性的思考，来寻找可能消除或者缓解冲突的途径。作者告诉我们，如果有智慧的眼光，有宽容的襟怀，有真诚的友爱，也许能打破陈旧的思维定式，解除相互的隔膜与怨愤，建立一个和谐融洽的社会。米勒敏锐地捕捉到了小说中的冲突与对立，却不能体味作者用心良苦的社会关怀。于是，在他笔下，种种冲突不仅没有得到缓和，反而以更加夸张的方式表现出来，上升到尖锐的、绝对的、无可调和的矛盾。这是米勒难以说服我们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