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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的寓言(4)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外国文学评论》2013年 张沛 参加讨论

    哲学的寓言
    培根最终没有完成《伟大的复兴》。事实上,它也不可能完成(28)。我们现在看到的《伟大的复兴》,即《知识的进展》和《新工具》,因此只是书名所象征的“伟大的复兴”的一个寓言。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所谓“伟大的复兴”本身也只是培根的一个寓言。如培根所说:“不仅寓言中有哲学,哲学中也有寓言。”(29)如果说哲学是寓言或“有所寓言”,那么培根的哲学究竟寓言了什么呢?
    在《古人的智慧》献辞二篇首,培根特别致意母校剑桥大学:“没有哲学,我将不以生存为意(I care not to live);我必须向您致以崇高的敬意,因为是您给予了我生命的屏障与慰藉。”(30)我们知道,培根对当时的大学深怀不满,因此他的这番话可谓皮里阳秋;不过说到“没有哲学,我将不以生存为意”,却道出了他的真实心声。如其所言,哲学是人类抵御死亡、护卫生命的工具;这里说的“哲学”特指其“最高任务首先是恢复和更新不能持久的事物,其次是维持现状、延缓衰老与死亡”的自然哲学。在培根看来,自然哲学是“真正的哲学”,而道德-民政哲学和经院哲学只是其似是而非的假象和等而下之的代用品,(31)后者不但不能消除或缓解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反而加深了这种恐惧(32);相反,自然哲学通过掌握诸如“身体、医药、机械动力”等自然事物,减轻甚至消除了人类“对死亡和厄运的恐惧”(而后者恰是实现德行的最大障碍),从而实现了此世的救赎。(33)这样说来,所谓“自然哲学”就绝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哲学或工具理性,而根本是一种政治哲学或理性宗教。
    在培根时代的欧洲,宗教只有一个,这就是基督教。根据基督教教义,人类唯有信仰上帝才能得到拯救,而且是在死后(afterlife)。现在,培根为人类带来了新的福音:借助自然哲学,我们现世即可得救,并且有望成为自然——不仅是外在自然,也是内在自然——的主人。(34)基督教的上帝曾向人类立法:“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旧约·出埃及记》第20章第2节)而现在,培根宣布:人类可以而且应当统治他的世界(35),因此人就是今世的神。这不啻是宣告了一场“圣战”,确切说是“哲学”对“宗教”的圣战。
    在这里,培根开辟了古今之争的第二战场。如其所愿,古人和今人将在此决战胜负:败者将退出历史舞台,而胜者则将成为新世界的主人。
    如前所说,培根在最初发动“古今之争”时,已经提到宗教的“空虚”和“伪妄”,并建议将神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36)不过此时他的主要敌人是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后者代表道德-政治哲学,“哲学”忙于清理门户,对“宗教”只是虚晃一枪,甚至主动示好,表示最终将回归宗教(《学术的进展》)。(Works:vol. Ⅲ: 267-268)(37)在《古人的智慧》中,培根将“自然哲学”正位为第一哲学和“真正的哲学”,认为古人之学——首先是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的道德-政治哲学,其次是古希伯来人的宗教神学——只是它的一个假象和代用品,并以俄耳甫斯最后被酒神的女人在疯狂中撕为碎片的故事为喻(Works: vol. VI: 721),暗示“哲学”与“宗教”之间并无真正和平可言。在1612年版的《随笔》中,培根旧话重提,指出学术昌明的时代往往宗教衰微而倾向无神论(《谈无神论》),无神论不但于国家无害,而且为人们带来理性、哲学、虔诚、法律等等,后者即使没有宗教也会引导世人走向美德(《说迷信》)。(Works:vol.Ⅵ:414,415-146)(38)在《新工具》中,培根图穷匕见,正式将基督教神学列为“哲学”的敌人,声称自有人类历史以来,两千五百年间仅出现过三次学术革命和学术繁荣(培根在此暗示了革命的必要性:只有革命才会繁荣),即古希腊时期、古罗马时期和现代,然而即便在人类学术和智慧最发达的时代,真正的哲学和一切科学的母亲——“自然哲学”仍然受到忽视和压制(Works: vol.Ⅳ:78,79)(39),如其在第1卷第78-79节所说:“自从基督教取得信仰,力量强大以来”,现代人的心灵为神学所占据,一如古罗马人以及古希腊人(培根在此特别点了苏格拉底的名)之倾心道德哲学(Works: vol. IV: 77-78)。值得注意的是,培根在这里首先说到神学,然后才提到道德哲学,这说明此时在他心目中基督教“神学”已经取代“道德哲学”(而不是先前所说的“道德和民政哲学”,因为“自然哲学”已经证明是“政治哲学”,即“自然哲学作为政治哲学”)成为“自然哲学”的头号敌人。(40)培根罢官后(如前所说,这也是他新生的开始)潜心著述,以“宣告一场圣战”为题,对“宗教”发起了总攻。他通过笔下人物之口,指斥(如军人代表“马尔休斯”所说)近世以来“基督教的事业”号称为信仰而战,其实是为了金钱和世俗利益,结果神意让位于人欲,“圣战”成为不义之战,救世主上帝(如罗马天主教徒代表“西庇代乌斯”所说)变成了嗜血的邪神莫洛克(Moloch)(Works: vol.Ⅶ:18,21,28)。我们发现,六名对话者(41)中最有可能成为培根代言人的“尤希庇乌斯”(他作为神学温和派代表位列六人之首)始终一言未发(虽然政治家代表“尤珀里斯”曾邀请他就战争的优先性问题发表看法),而且整部对话在第二天“西庇太乌斯”长篇论述宗教战争的合法性限度(42)后戛然而止:这似非偶然,当是有意为之,借此暗示本文并无最后结论,或者说前述观点至少在目前都是可接受的。
    现在,“哲学”自信胜券在握,于是改变策略,转向怀柔、安抚曾经的敌人。在《新大西岛》中,培根借“外来人员安置处主管”之口讲述了“新方舟”的传奇故事,这个故事即寓言了新世界中“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格局。
    据其讲述,在“救世主升天大约二十年后”的一个晚上,东部伦福萨城(Renfusa)的居民看到附近海面上升起一道顶端为十字架形的巨大光柱,一名正好也在现场的萨罗门学院哲人祈祷上帝后近前察看,发现一只雪松木的“方舟”,运上哲人的船后,它自动开启,现出一本书和一封信,这本书就是基督教的《圣经》全本(其中包括《启示录》等当时尚未问世的部分),而信的内容是:
    我,巴多罗马(Bartholomew),我主上帝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在天国的幻象中受到天使指示,将此方舟漂流海上。因此我将证明并宣布:上帝命令这个方舟漂流到何处,当地人民即日起便从天父与耶稣那里获得拯救、和平与善意。(Works: vol. VII: 137-139)
    就在这时,奇迹发生了:新世界的居民(这里除了本地人之外,尚有希伯来人、波斯人和印度人)看到圣书和圣徒的信后,立刻“目击道存”而起信皈依。于是,正如先前诺亚方舟将旧世界拯救出洪水一样,现在新的方舟“通过圣巴多罗马的神奇福音将本地从无信仰状态中拯救了出来”(Works: vol. VII: 139)。(43)
    我们看到,这是“宗教”在新世界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正式登场(44)。如前所说,新大西岛居民接受基督教是在公元50年,即本撒冷王国与萨罗门学院建立三百多年之后,这时“哲学”早已成为新世界的主人;因此,这与其说是“宗教”征服了新世界,不如说是“哲学”收编了“宗教”。培根曾经希望自己能通过一场润物无声的思想革命实现旧世界向新世界的和平演变,现在他成功了——尽管暂时只是在纸上,即语言虚拟的乌托邦之中。
    然而,所谓“太初有言”(“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言”不仅是“述”,更是发端之“作”(speech act),如基督教的上帝即通过“言”无中生有(ex nihilo)创造了世界万物并为之立法。(45)“言”寓“作”于“述”,是为“寓言”。通过言说,培根完成了哲人的创世纪:虽然目前它只是哲人的寓言,但未来的新世界已然预存其中。培根相信,这个新世界一定会到来(46)(他的“新大西岛”就是这个新世界的预演和模型);如其所愿,人类将成为这个新世界的主人,即自然的统治者,而“哲人”则将成为人类的主人,或者说是“地上的神”(God on earth)。(47)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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