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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林版《追忆》全译本（十五人合译）问世（1989—1991）二十年后，2010年四、五月间同一家出版社又推出了徐和瑾独译的《追忆》的前两卷。本文试图首先简述这部长篇巨著在一百年间的出版、再版（重新确立文本）、翻译、重译的曲折历程；《追忆》的版本问题构成普鲁斯特研究与翻译工作不可回避的一个环节，该作品在包括汉语在内的不同语言中的重译正是对法文原作一轮又一轮的出版和再版工作的回应。其次，阐释由作品独特的出版经历和写作风格造成的理解与翻译上的重重问题和困难，以突显《追忆》的翻译与一般的小说翻译的不同之处：它对译者的学识与文学才华提出了不同寻常的要求。最后回到我们手中的两个译林译本，从版本来源、文献资料和译文准确度等方面对照这两版译作。笔者认为，鉴于法文原作存在不同版本，作品本身的复杂性及翻译的难度，以及新旧两版译作各有特色且在译文准确度上都有待进一步完善，同时基于旧译本已取得的佳绩，在继续出版令人瞩目的个人重译的同时，不妨再度修订已有的合译本。 一、《追忆》的版本与译本 马塞尔•普鲁斯特（1871—1922）未完成的杰作《追忆似水年华》一经问世便激起一轮又一轮的出版和翻译热情，并提出复杂的版本问题。 《新法兰西评论》社（伽里玛出版社前身）出版的“全本”《追忆》（1918—1927），分为八卷（共十五册）陆续出版。[2]小说第一卷《在斯万家那边》1913年由格拉塞出版社出版，随后由于一战，出版工作暂停，小说家则进一步扩充和加工作品。1918年小说第二卷《在少女们身旁》由《新法兰西评论》社出版。作者生前共出版了五卷。最后三卷（由《女囚》开始）在作者去世后相继出版，由出版社指派的编辑雅克•理维埃（去世后由让•波朗接替）和作者的弟弟罗贝尔•普鲁斯特合作完成。小说最后一卷《重现的时光》的出版在作者去世五年之后（1927），整部初版作品出齐历经十四年时间。 由于第一卷和其余各卷由两家不同出版社出版、出版时间漫长且经过不同的编辑之手修改、作者生前未能完成最后三卷的修改（因此不存在定本）等原因，为后来小说的再版遗留下重重难题和较大的余地。特别是作者去世后出版的最后几卷存在相当多的不确定因素，包括标题在内；还有重复和前后矛盾之处。这一切对出版工作提出了不同寻常的挑战。 五十年代，受作者侄女之托（为此她提供了普鲁斯特的大量手稿资料（包括手写稿、打字稿、校样、初版作品等），伽里玛出版社重新出版《追忆》（1954），并以七星文库本(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精装本，共三大卷)的形式呈现给读者。校勘者为皮埃尔•克拉拉克(Pierre Clarac)和安德烈•费雷(André Ferré)。该版《追忆》（以下简称克‒费本）奉行七星文库本图书的出版惯例，具有明显的为读者提供最可信的文本（定本），及为研究者提供翔实的研究工具与资料的性质。在随后的三十年间这个版本成为普鲁斯特研究的经典参考文本。 八十年代开始新一轮出版工作，此时作品各卷的版权陆续到期，加之对部分“马塞尔•普鲁斯特遗稿”（Fonds Marcel Proust）[3]的研究已较为深入地展开，弗拉马里翁（1984—1987）和伽里玛（1987—1989）两大出版社先后重新整理出版小说。两家具有竞争色彩的出版社分别邀请著名普学专家主持这新一轮出版工作；弗拉马里翁版由让•米伊、伽里玛版由让‒伊夫•塔迪埃主持（以下两版分称米伊本和塔迪埃本）。两家新版各具特色。 首先，从版本形式和文献资料上看，米伊本为简装本，共分十卷；所提供的辅助阅读、研究及版本资料等也比较简洁。其中包括导论（第一卷还有序言）、版本确立介绍、几篇不同性质的普鲁斯特文本（与各卷相关的信件、前文本等）、注释、作品梗概、作品出版后早期的批评反响、简短的参考书目和年表。塔迪埃本仍为七星文库本（精装本），共四大卷，继续奉行七星文库本的传统，并努力在三方面更上一层楼：“提供一个参照手稿、打字稿和校样重新确立的定本，马塞尔•普鲁斯特未出版的文本的主要部分，以及以注释和评论形式出现的关于小说的尽可能全面的文献资料。”[4]具体而言，新版包括：一个新的定本和与其中一些重要段落相对应的置于篇后的大量手稿选载（以显示这些段落的生成和演变过程）、说明、注释及异文、作品梗概，以及与1954年克‒费本的页码对照。第一卷文本前还有总导论、详细的年表、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部普鲁斯特遗稿介绍、关于新版的介绍；第四卷文本后还附有参考书目精选，正文、手稿选载、注释及异文中出现过的人名、地名、文艺作品名的索引。这个版本的确为读者和研究者全面、深入了解作品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仍不失为具有权威性的《追忆》版本。此外伽里玛出版社还分别根据《新法兰西评论》社的初版和1954的克‒费本出版了几套插图本《追忆》，并根据1954和1987—1989的两个七星文库本出版了几套简装本的《追忆》，这一切无疑对小说的流传起到推动作用；而且也为伽里玛版的《追忆》赢得了更为广泛的读者。 其次，从小说文本上看，两个版本的主编都声称各自的新版是在参照国家图书馆手稿部的资料基础上重新确立的最接近作者意图的文本。如果说作者生前出版的几卷两家差别不大，无非涉及段落的划分、作品名是否用斜体等并不十分重要的细节，作者去世后出版的三卷在文本上则存在不同的选择。由于普鲁斯特留下大量手稿，如上文所言，包括草稿、誊录稿、打字稿、校样等等，而且由于小说家在校样上大量增写和重写，校样成了新的草稿，究竟何者为最可信的作者最后的稿本，各家意见并不完全一致。因此，不只在段落的划分上有差别，文字上也出现了一些差异。不过，最为明显的差异在于，米伊本从总体上看提供了一个更少分段、更少空白（某些段落开头并没有空格），因此也是更紧凑绵密的文本；就作者去世后出版的三卷而言，则尤其突显作品未完成的侧面，乃至将手稿中一些未完成的句子保留在文本中。 如果说在二十年代作者去世后，出版者关心的首先是为读者提供一部完整的作品，以便作品能够顺利流传；从五十年代开始，当小说家的声誉已无可辩驳地得到确立，出版者开始关心“确立一个尽可能忠实于作者意图的作品文本”[5]，当时的出版者尚不承认作品处于未完成中：“1922年11月18日，马塞尔•普鲁斯特离世，使其小说大作的结尾处于未发表，而非未完成状态。”[6]直到八十年代，伴随着众多研究者对国家图书馆普鲁斯特手稿研究的深入展开和发表的大量论文，特别是弗拉马里翁版《追忆》的主持人让•米伊和贝尔纳•布兰(Bernard Brun)等在他们为各卷所写的前言、导论和其他文章中，开始强调有必要恢复作者的“原笔”与“原声”，作品的未完成的侧面不断得到昭显。 作者在世时、作品尚未全部出版，英语世界已开始翻译他的作品。《追忆》的第一个译本基本由C. K. 司各特•蒙克里耶夫(C. K. Scott Moncrieff)一人完成（1922‒1930），他在翻译最后一卷时去世。这个版本在英语世界延续了多年，近乎成为经典；在其诞生五十年后，方迎来第一次修订。其总标题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直译：忆往事）取自莎士比亚的一句诗；无疑这样一个标题可以唤起熟悉莎士比亚和英国文学传统的人士的文学联想，他们会认为它富有诗意。不过，这个总标题一经出现便引起了作者本人和一些普鲁斯特研究者的异议，认为它偏离了法文的总标题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直译：寻找失去的时间）；作者在致译者的一封信中，针对这一总标题明确指出：“失去的时间（在作品结尾处被重新找回，找回的时间）所特意含蕴的双关性，就此消失了。”[7]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基于54年的克‒费本，另一位译者特伦斯•基尔马丁(Terence Kilmartin)对这个首译本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订（特别是小说家去世后出版的三卷），不过仍保留了其总标题，基尔马丁在《译本说明》中特别表示，他对那些主张应将总标题改为更贴近原文标题的普鲁斯特学者“无法苟同”[8]；1992年第三位译者D. J. 恩莱特(D. J. Enright)根据87‒89年的塔迪埃本再度对第二个译本进行修订，并将小说总标题改为更接近原作的In Search of Lost Time （直译：寻找失去的时间），作品影响进一步扩大。1995年企鹅出版集团邀请克里斯托弗•普兰德加斯特(Christopher Prendergast)作为总编，组织来自不同国家（澳大利亚、美国、英国）的七位译者根据塔迪埃本重译《追忆》（2002在伦敦出版，共六卷），新译本沿用In Search of Lost Time这一总标题，各卷标题则有所修改。 普鲁斯特小说在中国的译介有其特殊性。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便有学者、文人注意到普鲁斯特的作品，并对其进行了介绍和片段翻译。随后是一段较为漫长的沉寂，一直持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重新敞开国门之后；先是几家文学杂志刊登了了一些翻译选段、介绍性的文章。随后来临的是译林出版社组织十五位杰出译者参与翻译的《追忆》全译本（1989—1991）；以及柳鸣九主编、沈志明编选的《普鲁斯特精选集》（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译文主要选自《在斯万家那边》、《盖芒特那边》和《重新获得的时间》，根据塔迪埃本译出。进入21世纪，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和译林出版社（2005）又先后出版了由周克希和徐和瑾独译的普鲁斯特小说的第一卷，前者根据塔迪埃本、后者根据米伊本译出。不久前译林出版社（四、五月间）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六月）又分别推出了徐和瑾和周克希独译的《追忆》的前两卷。至此，中国读者在《追忆》译本的选择上，有了更大的自由。 《20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的作者许钧、宋学智将普鲁斯特的小说在中国最早的译介上溯至1933年《大公报》第288期和289期上刊登的曾觉之的《普鲁斯特评传》；最早的翻译则为1934年同一家报纸上发表的卞之琳翻译的《追忆》第一卷开头部分的几个段落，他题之为《睡眠与记忆》。[9]曾觉之给出的小说总译名为《失去时间的找寻》，卞之琳的译名为《往昔之追寻》。这最初的两个总标题，已预示了普鲁斯特小说中译本始终存在的两个系列的总译名，目前可归结为《追忆似水年华》和《寻找失去的时间》。 译林版中译总标题《追忆似水年华》（新旧版相同）的情形与英译总标题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 十分相似，都着眼于唤起接受国读者的文学联想，在中文语境里，《追忆似水年华》是一个蕴含了中国古诗中经常出现的文学主题（流水与伤逝）的标题：以流水比喻人生易逝、美景难再，并以回忆挽留人间美景；这是一个具有淡淡的感伤色彩的标题。从字面上，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李商隐的名诗《锦瑟》的倒数第二句“此情可待成追忆”和同一首诗的第二句的最后三字“一弦一柱思华年”。普鲁斯特的小说从双重回忆（自主的回忆和不由自主的回忆）出发，展现了主人公一生的摸索和幻灭过程，充满对人生的叹惋之情，《追忆似水年华》这一标题，将小说的回忆与叹惋主题表达得十分出色，并由于其与中国诗歌传统的牵连而格外悦耳。 柳鸣九在他主编的《普鲁斯特精选集》和论述普鲁斯特创作的一些文章中将书名直译为《寻找失去的时间》；这一标题更贴近原作。当然，也可将小说总标题译为《追寻失去的时间》，“追寻”二字在表达主体的热切心态上更接近原文。不过，从总体效果上看，这一思路的译名虽保留了作者的原义，在从字面上唤起中国读者的文学联想上却远不如《追忆逝水（或似水）年华》。主要问题出在“时间”一词上，这个词在中文语境中缺乏文学回声，因此显得有些生硬；中国诗歌传统中不乏咏叹时间流逝的篇章，但诗人们往往用一些更为具体和形象化的词语指代时间，如“流光”、“飞光”、“年华”、“岁华”、“光阴”。而在法语的语境中，普鲁斯特小说总标题中的le temps（时间）并非科学或哲学专用术语，它同样不时出现在诗作中，因此不存在任何听觉上的生硬感。 周克希的新译本将小说总标题译为《追寻逝去的时光》，一方面希望保留作者的原义，另一方面，以“时光”翻译le temps，比在中文语境中更具哲学或科学色彩的“时间”富有诗意。这是一个比较“中和”的译法：与原文对照显得更准确，又符合中国文学传统对时间概念的具体、形象化的命名方式。 《追忆》在中国和英语世界的翻译过程及总标题的争议，既有有偶合之处，比如关于总标题的争议；又有颠倒之处，英译本经历了从独译到合译的过程，而我国在完成合译若干年后，又开始了独译的历程。如果说我们的合译本存在“风格不统一”的问题，那么在语言风格上新的英译本各卷之间的差异可能比我们的合译本更大，除了译者不同，还有来自不同地区的语言习惯的差异。 上述这一系列出版、再版和翻译工作，无疑不断扩大《追忆》的影响。不过，作品之所以吸引读者，从根本上说，取决于作品本身的某些特性，某种我愿名之为“文学精神”的东西；用这个词语，我指优秀文学作品所分享的精神实质，它包括对人的奥秘的热切关注与探索，对爱与美的向往与表达，对文学与灵魂不朽互相依存的关系的强烈信念；它唤起对人生的残缺、有限与文学的境界之无限（至美、至真）的感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