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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荒岛上的失常主体 孤独和他者是图尼埃颠覆鲁滨逊神话的切入点。由于荒岛求生的故事以虚构的方式将主体包含的所谓理性潜能最大限度地浪漫化，诸多评论家视之为笛福的神来之笔，大加赞赏，图尼埃也不例外。在一次访谈中，他曾表示，神话人物“与全人类相关，因为他或者她代表着一个重大的人类问题”，而鲁滨逊神话所代表的问题就是孤独。⑦不过，与笛福视孤独为契机不同，图尼埃认为鲁滨逊式的孤独是困境，“从某种意义上说，纯粹是毁灭性的”，而“仅是活下来与死亡无异”。⑧于是，在《星期五》中，我们看到陷入孤独困境的鲁滨逊摇摆于非理性和理性的两极之间。在孤独感的压迫下，他开始重新审视自我，时常陷入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的泥沼。与此同时，他的自我不断出现问题，感知范围变得狭窄，无法全面地考量事物，在应对外部世界时日益缺乏灵活性和适应性。显然，这个鲁滨逊不可能如原神话主人公一般，成为戴着孤独的镣铐跳舞的英雄。此外，图尼埃笔下的鲁滨逊还常常不由自主地受控于动物本能，流连于野猪打滚的泥沼之中无法自拔。理性主体向非理性的欲望屈服，这是塑造理性神话的笛福原文本中不可能出现的场景。作家把一个无所不能的理性主体重塑为终日与野猪为伍、过着半人半兽生活的人，其间的讽刺之意不言而喻。而孤独之所以具有压迫性，其根本原因在于他者的缺失。他者的缺失致使自我无法建构，主体性无法张扬。 图尼埃对于他者的诠释显然有其独到之处。通常情况下，他者与主体是一对相对的概念，他者为主体的对立面。图尼埃却认为这种二元对立的认知抹煞了他者概念本身具备的丰富性，使人低估他者之于主体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他者的存在是主体生存的基石，是主体之本。根据性质不同，他者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将其分别命名为具体的他者(concrete Other)和结构性他者(structural-Other)。具体的他者与通常意义上的他者无二，指现实世界中的个体，如我之于你或你之于我，而结构性他者却是一种先验的存在，“既非我的感知领域中的客体，亦非能够感知我之存在的主体”。⑨它“不是感知领域内的某种结构……是一切感知的基石，是感知发挥作用的前提……它不是自我，是作为结构存在的他者。正是由于它的存在，主体才拥有感知能力”，⑩结构性他者体现于具体的他者之中。图尼埃的此番诠释不仅丰富了他者概念的内涵，还调整了对于主体的认知：自我不再是与他者相对的存在，自我存在于他者之中。 由是，在具体的他者和结构性他者双双消失的荒岛上探求发掘并展示主体理性潜能只能是个伪命题。为了突显这一命题之伪，图尼埃笔下的鲁滨逊比原神话中的英雄还要努力地复制西方文明社会，并且他的复制也更为系统。除了如原神话英雄一般，在“内心的理性之光”(69页)的指引下，于制陶、造船、编织等各项技艺上无师自通，图尼埃的鲁滨逊还尝试通过复制活动创造出结构性他者。在原神话中涉及的单纯复制经济社会的努力之余，他希望通过制订律法、推行宗教等行为来复制上层建筑，并重建欧洲式政治、经济制度。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鲁滨逊越是竭力在工作和秩序中寻求他者的替代物，以制造结构性他者在场的假象，他越是清醒地意识到愿望与现实之间那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意识到这些尝试本就非人力之所及，“开发小岛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行为”，是“文明奴役自然”(11)的失常尝试。 德勒兹提出，失常与欲望相连，“失常的人并不是有欲望的人，而是将欲望引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体系中，并使之成为这个体系的内在尺度，亦即成为实质上的中心或是零点。”(12)换言之，失常是因为无视客观事物的内在规律而有了不该有的欲望。对于身为海难唯一幸存者的鲁滨逊而言，具体他者同结构性他者的双双消逝决定了他身处的环境与正常的人类社会有天渊之别。但是他却执意通过复制西方文明社会的行为将原本不属于荒岛的欲望强加于它，其结果必然走向失常。在这个失常的世界里，欲望产生了畸变。 在荒岛只身创建他者复制西方文明，这自然是鲁滨逊所有的欲望中最为畸形的一个，但小说中呈现的生理欲望的畸变同样醒目。笛福的原文本中回避了生理欲望问题，而图尼埃却认为这是主体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容忽视。在他笔下，鲁滨逊将欲望投射的对象由人转为自然。起初，他将小岛比成无首的女性，赋予其母亲的形象。他从一个窄小的洞窟深入荒岛内部，想象着自己是小岛的孩子，从中汲取活力与能量。当天降干旱、母羊诞下死胎时，他将之诠释为其与母亲乱伦所遭受的惩罚，于是将欲望对象转换为树干。不过，此法以鲁滨逊的生殖器被树干里的蜘蛛蛰伤告终，而他将这次受伤理解为染上花柳病。最后，鲁滨逊以大地为欲望投射对象。当他发现与大地交媾的地方生长出曼德拉草，而这种草在岛上其他地方踪迹难觅时，他认定这曼德拉草是他和大地的子嗣。显然，鲁滨逊的欲望以及他本人对此的理解已经超出常态，而这失常让人不得不怀疑岛上的一切难道不是一个疯人的疯梦？当然，图尼埃希望呈现的不是如此简单却不太具有建设性的答案。 鲁滨逊看似理性的复制活动均在反常的欲望的引导下进行，而反常的欲望引发了一系列反常的行为，从而颠覆这些欲望的合法性。给神话英雄贴上反常的标签，这无疑是对笛福原神话的彻底颠覆和莫大讽刺。在这讽刺之中，图尼埃对原神话宣扬的启蒙主体观的批判显露无遗。在原神话中，尽管身处缺乏人类同伴的荒岛，但凡遇到棘手的问题，神话英雄鲁滨逊只需镇静下来自省，就能发现原本在理性的自我之中已经包含的终极真理的种子，而这真理能令所有问题迎刃而解。没有他者的世界，或者说孤独，成为了展示主体的理性潜能的契机。在图尼埃看来，鲁滨逊这一系列神话般的成就不仅是笛福的一厢情愿，也是笛福对启蒙主体观——其本身也是一个神话——的借用，或者说，是笛卡尔式主体观的小说化。笛卡尔的主体是“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的主体，是“自我在场”(self-presence)的认知主体。其“我思”与先验固有、神命自知的“我在”同体，因而与生俱来地能够理性思维，是“内嵌的知识”(innate knowledge)、终极真理的载体。在西方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正是这个主体神话长期支撑着欧洲中心的世界观，支撑着这样一种宏大叙述：殖民主义的扩张是理性战胜蒙昧的表现，必然引领世界走向光明、进步和历史发展。 随着启蒙的进一步深入，对于这个主体神话的质疑之声此起彼伏。例如，与视主体为稳定、连贯的存在的观点不同，弗洛依德以来的精神分析学提出，自我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弗洛依德的各种理论，诸如无意识和受压抑部分的返复等等，均试图说明自我是后天的建构而非先验的存在，自我的存在和行为，时时受到各方力量的影响，并非可以时刻掌控一切。而福柯更是将矛头直指启蒙的自在自足的主体观。在题为《什么是启蒙？》一文中，福柯就笛卡尔式的主体性针锋相对地引出波德莱尔的浪荡子形象，宣称自我并不是自我发现，而是不断地创造和再创造。他说：“对于波德莱尔而言，现代人并不是那个发现自我、发现自己的秘密、发现自我中隐藏的真相的人，他是尝试创造自我的人。”(13) 在《星期五》中，图尼埃以其对于他者的独到解读为出发点，加入到质疑理性主体神话的阵营之中。他笔下的鲁滨逊在面对困境时，备受犹疑和自我否定的困扰，在理性与失常的两极摇摆。图尼埃对这些在理性神话看来需要消除的负面因素颇费笔墨地进行描述，这不啻为对于启蒙主体观的有力反驳。在启蒙的宏大叙事中，机械是占有绝对统治地位的隐喻，但事实上，没有人能拥有如机械一般的可预见性和可靠性，甚至，就像鲁滨逊的水钟会有停摆的时候一样，机械也并非人类所设想的那么可靠。图尼埃通过重构鲁滨逊故事，再现了一个没有他者的世界中的失常主体，从而颠覆了启蒙的理性主体神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