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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一位葡萄牙文学专家在澳门的《文化杂志》上写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谁都无法以文件证实这位作者曾在澳门生活过与写作过。事实就是他曾既被葡萄牙人也被中国人所敬仰。例如，据说有一段故事，两广总督耆英在19世纪是访问过那个岩洞（贾梅士洞），‘对那座半身像跪了下来，照孔夫子的礼仪向塑像叩拜，（并）下令修建一座‘牌楼’来表示中国式的崇敬。这是两国人民联合起来敬仰这位诗人的事例（一个独特的事例）。说不定由于诗的缘故（将来还会如此吗?）我们本来可以达到真正的相互理解吧？（显然，‘通商实用主义’是绝不允许这种互相理解的……）。谈到诗，像贾梅士的诗，就必然谈到爱。是不是因为他在澳门有过一段‘爱’，所以在中国人当中没有被忘却？[31] 这番话弥漫着葡萄牙人单方面意淫的味道。事实上，澳门的绝大部分华人对这个葡萄牙“单眼佬”[32]的认识是肤浅的，对他是否澳门来过也没有太大的兴趣，尽管一些中文有关澳门历史风物的书籍采纳了卡蒙斯来过澳门这样的说法，比如《澳门风物志》这样写道：“贾梅士浪漫不羁，得罪于权贵，不容于葡国，流徒印度，1556年来澳，居留两年之久，传说曾隐居‘贾梅士洞’吟诗作文，并创作了史诗《葡国魂》。”[33] 诗人栖居过石洞所在地被官方命名为“贾梅士花园”，但它在华人的日常口语中鲜有出现，他们宁愿把这个地方叫做“白鸽巢”，据说曾有富商在此地购得寓所，此人喜欢蓄养白鸽，遂此得名。现在每天朝九晚五，石洞前的空地上都会聚集着锻炼身体的老人，他们在卡蒙斯独目的注视下，一边谈天说地，一边活络筋骨，构成一道别有意味的风景。 萨义德指出：“到19世纪初，欧洲已经开始了其经济的工业化——英国一马当先；封建的、传统的土地拥有结构正在发生变化；新的商业模式的海外贸易、海军力量和殖民主义移民正在建立；资产阶级革命正在进入胜利阶段。所有这些发展都是欧洲获得海外领地的进一步优势，建立了一个有压倒优势、令人生畏的力量形象。”[34] 虽然葡萄牙也位于欧洲大陆，但萨义德的说法并不适用于葡萄牙，因为葡萄牙从来没有使其经济工业化，没有彻底地进行过资产阶级革命，也从来没有建立起新的商业模式。因此在澳门，葡萄牙人并没有建立“一个有压倒优势、令人生畏的力量形象”，他们审时度势，与中国政府和本地华人势力巧妙地周旋，甚至精于妥协的艺术，以保护自己的长远利益。不过，澳葡政府从未制定过长远的文化政策，因此未能在华人当中普及葡萄牙的语言和文化，虽然葡萄牙人大肆渲染卡蒙斯的传话与神话，但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热情，在华人当中影响甚微。 或许，这就是澳门：不同的文化长期共存，甚至可以说和平共处，但同时各自保持着自己的边界，没有深刻的碰撞与冲突，因此澳门的文化具有双面神的特征，正如学者郑妙冰所言：“澳门在经历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基督团结主义、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后，形成了独有的双面神似的文化特征。作为葡萄牙在亚洲最早的殖民地之一，澳门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文化混杂过程的影响，但也保存了两种对比鲜明的文化传统，谁也没有被另外一种文化势力左右。这就是澳门的独特之处——它在展示外界强加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也保持了本地的‘意义和价值’。同时，在文化架构的形成中，中国和葡萄牙基本上没有什么中心和边缘的关系，而是两种文化在殖民的环境中又有融合又能区别。”[3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