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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卡蒙斯是葡萄牙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诗人，其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在葡萄牙文学史上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根据传说，他还曾在澳门生活过，并在一个石洞里写下《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部分章节，但这具有传奇色彩的经历至今仍存争议。本文围绕卡蒙斯诗歌创作所表露的思想和有关他在澳门生活的传说，试图从新的角度提出一些管见。 关键词：卡蒙斯；《卢济塔尼亚人之歌》；澳门 一 像但丁之于意大利，歌德之于德国，密茨凯维奇之于波兰，普希金之于俄罗斯，葡萄牙也有一位被视为民族象征的诗人，他就是路易斯·德·卡蒙斯[1]（Luís de Camões），他所创作的长篇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2]被视为“祖国的圣经”。这部作品创作于葡萄牙光辉的历史时期即将过去的时候，它为随后而来的漫长的民族没落提供了精神慰籍。 人们对卡蒙斯的生平所知甚少，其出生日期和出生地已难于查考，一般认为他是1524或1525年生于里斯本的一个小贵族家庭，父亲死于印度果阿，卡蒙斯由母亲抚养成人，曾进科英布拉大学学习。他勤奋好学，对历史、文学、特别是希腊和拉丁古典文学兴趣浓厚。1543年左右，卡蒙斯来到里斯本，经常出入宫廷，并在几个贵族家庭担任教师。他写过许多非常出色的抒情诗、牧歌和几部喜剧。1549年因与王后的侍女惹出风流韵事而被逐出里斯本，前往驻北非的军队中服役，在一次与摩尔人的战斗中失去右眼。不久他返回里斯本，但因帮助一位朋友而刺伤一名宫廷官员，被投入监狱。1553年他获释出狱，被派往印度服役，期间开始创作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后来他写诗讽刺果阿的葡萄牙当权者而激怒了总督，被逐出果阿，据说来到了澳门。在东方辗转漂泊17年之后，他终于他回到里斯本，行李里装的是流放和冒险唯一的收获——《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手稿。手稿在1572年得以出版，但没有引起太大的注意。当时年轻的国王塞巴斯蒂昂对诗歌没有兴趣，但还是授予了卡蒙斯一笔年金，不过这没有帮助他摆脱贫困。大约1580年他死去。两年之后，葡萄牙丧失独立，开始了依附于西班牙的历史，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640年。如果他继续活下去，也没有勇气来承受这样的打击。卡蒙斯曾说：“热爱你的祖国，祖国就会照顾你”，这句话至今还刻在澳门通往中国大陆的关闸的门楣上。他生前热烈地热爱祖国，但祖国并没有怎么照顾他，只有在死后，他才受到推崇，他的石冢和达·伽马的一起，安放在里斯本热罗尼莫修道院，供人景仰。 一个国家文化的繁荣往往是政治上大有作为的时期，卡蒙斯这位“一手执剑，一手握笔”的诗人生活的年代，正是葡萄牙辉煌时代的后期，也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后期，这是历史的十字路口，“到底是应该去迎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航海发现本身就是新时期来临的信号），还是应该退缩到宗教和伦理的稳定的基础上，尽管文艺复兴在物质生活和观念上的动乱已动摇了这个基础”。[3]实际上，海外发现并没有给葡萄牙带来深刻的社会变革和思想观念的改变，而黑暗即将来临，正是在这一时期，卡蒙斯用最雄辩的语言把这种谱写史诗的雄心公诸于世，及时地把葡萄牙的历史辉煌记录下来，但是他已经看到国家走向衰败的先兆。 卡蒙斯一生颠沛流离、命运多舛，从来没有摆脱厄运的追击。他是一个四海漂泊的行者，一个赋予“祖国”更多含义的行吟诗人，一个仗义执言的侠士，一个吃不饱饭的贵族，一个不知道熄灭火焰的情人，一个傲慢的民族主义者。他为祖国冲上历史的浪尖而狂喜，但也体验了生命中的不幸、矛盾和困惑，并试图以艺术创作来宣泄和摆脱。在他的抒情诗和史诗中，并存着多种矛盾的成分，如对古代生活模式的留恋和现代国家精神；神话与基督教；欢乐与痛苦；秩序与动乱；崇高与荒谬；人类的伟大与渺小；理想的爱情是灵魂的结果，但又如何解释对肉体的渴望？他在火焰与灰烬、确定与不确定、现实与理想之间徘徊游走，甚至在爱情这不见火焰的烈火中，以矛盾的方式体验了创伤与喜悦： 爱情是不见火焰的烈火， 爱情是不觉疼痛的创伤， 爱情是充满烦恼的喜悦， 爱情的痛苦，虽无疼痛却能使人昏厥 爱情是除了爱别无所爱， 即使在人群中也感不到他人的存在。[4] 与荷马史诗不同，荷马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取材于关于特洛伊战争的英雄传说，而卡蒙斯的史诗却取材葡萄牙真实的历史，虽然他受到荷马史诗的影响，并且糅合了古希腊罗马神话。《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全诗长达 9000多行，共分10章，规模宏大，内容丰富，神话和真实交织在一起，叙述在时空中巧妙地转换，充分显示出诗人谋篇布局的水平和广博的人文地理知识。卡蒙斯歌颂的是航海家达·伽马远航印度的事迹，但是他把葡萄牙民族的事迹上升到神话的高度，让上天的诸神以不同的态度参与了葡萄牙人的航海活动。大海、天空、陆地和宇宙构成了辽阔的空间，成为葡萄牙人显示英雄本色的舞台；在舞台上，达·伽马虽然是主人公，但只是一个被诗人利用的木偶，诗人借用他的印度之行来述说葡萄牙的辉煌历史，不惜笔墨为葡萄牙帝王歌功颂德，其最终目的是美化葡萄牙海外扩张的官方思想。卡蒙斯一方面表现出人文主义精神，借葡萄牙人的壮举赞扬人类非凡的探索精神，称颂他们对地球奥秘的揭示有了重大飞跃，以及他们面对神的破坏表现出来的毫不惧怕的勇敢精神，但另一方面他是一个十足的欧洲中心论者，或者更确切地说“葡萄牙中心论者”，他把葡萄牙人的航海发现看作是铲除异教、征服蛮族、传播基督的十字军远征；他强调骑士的黩武精神，鄙视商业思想，把葡萄牙人塑造成不怕流血牺牲、没有私心杂念、誓死为上帝效力的英雄： 任何危险也阻挡不了你们， 去征服污秽的蛮族和野人， 你们从来没有贪欲和野心， 更不违背体现天意的教廷。[5] 诗人通篇把最美好的词汇献给了他的国王和航海家，而对其他异教的民族则不是贬抑就是嘲笑，甚至欧洲其他民族也无法与葡萄牙人相提并论。他们缺乏理智，自私懦弱，甘于堕落：傲慢的日耳曼人凭空臆造新教派，不去对抗奥斯曼帝国，却妄图挣脱教皇的统治；狠毒的英国人自称圣城的国王，却任圣城被穆斯林霸占；卑鄙的法国人自称最完美的天主徒，却不把天主捍卫；沉湎享乐的意大利人，白白耗费生命与财富。只有葡萄牙人肩负着重大的使命，他们品质高尚，人数虽少却十分坚强，他们将成为全世界的主宰： 在这渺小的卢济塔尼亚家族， 却从不乏英勇的基督的信徒。 阿非利加有他们的航海据点， 在亚细亚他们成为最高君主， 在美利坚他们把新土地耕耘， 世界更加广阔他们也能到达。[6] 不过，卡蒙斯是矛盾的，他既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也目睹了他的同胞毫无节制的贪婪和对权力的野心。在第四章的结尾，他借一位老人之口把达·伽马的航海动机归结为“荒诞的贪欲”和“狂野的野心”。他提出这样的质询： 你究竟还想把要这个国家， 引向什么新的灾难的深渊？[7] 在最后一章，他忧虑重重，激情饱满的颂扬已经用尽，歌喉也已经变得嘶哑。他批评国家日益腐败，人们贪图享乐，追求金钱和财富，不思进取；国王周围尽是阿谀奉承之人，而贤人智者则备受冷落，其实他是在为自己怀才不遇而忿忿不平。他似乎已经看到，问题已经出现，而国家该向何处去？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他并没有答案： 缪斯女神呵，我不愿再歌吟， 我的琴弦已失调，喉咙嘶哑， 可这并不是由于过度地歌唱， 只由于听众冷漠，不见知音。 祖国不肯稍稍赐我一点恩惠， 以鼓励我的灵魂和艺术才情， 她已沉沦于一味的贪欲之中， 一筹莫展野蛮愚昧死气沉沉。[8] 《卢济塔尼亚人之歌》被奉为葡萄牙文学史上的顶峰之作，在以后的时间中，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对它解读，总能找到自己喜欢或不喜欢的东西。二十世纪葡萄牙的独裁者萨拉查[9]在这部书中找到了对国家的狂热赞颂，对殖民扩张和征服的辩护；另一种解读则认为它强调对世界的开启和融合，“不仅表现了天与地的和谐联系，而且表现了迄今被空间、种族、和成见割裂的人类的和谐联系”。[10] 而法国学者安田朴则对诗人自以为是的文字感到反感，认为这部史诗是低级下流的：“这部书中一些粗俗无理的做法引起了我的反感，因为其中竟敢吹嘘使包括‘东突厥人’在内的各民族都屈服于一种‘有辱人格的统治’。这里仅仅是指‘摩尔人的奸诈国王’、‘具有丑恶的灵魂’和‘背信弃义的人’、穆罕穆德教派的‘邪教徒’。总而言之，其书中充满了诽谤性的贬义词；‘狡猾的’、‘作恶多端的’、‘喜欢骗人的’、‘令人仇恨的’、‘蒙昧无知的’，等待。”[11]卡蒙斯被宗教虔诚和十字军的狂热捆住了手脚，他只能从欧洲中心论，或者说更确切地说从“葡萄牙中心论”立场看待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在世界中的位置，他把葡萄牙人看作担负基督教神圣使命的高贵民族，所以他们处处得到女神们的庇护并最终赢得了她们的爱情，因此也成为欧洲其他基督教民族学习的榜样。非基督教的其他民族要么落后野蛮，要么缺少勇气和智慧，要么恭顺懦弱，是被征服的对象，其中伊斯兰被卡蒙斯视为最凶恶的敌人，他用了大量篇幅来描述狡猾残忍的“摩尔人”如何阻挠葡萄牙人的伟大事业。萨义德解释过为什么基督教欧洲如此仇视伊斯兰：“伊斯兰之成为恐怖、毁灭、邪恶、乌合的野蛮人的象征不是无缘无故的。对欧洲而言，伊斯兰曾经是一个持久的创伤性体验。直到17世纪末，‘奥斯曼的威胁’一直潜伏在欧洲，对整个基督教文来说，代表着一个永久的危险；最终欧诸逐渐将这一危险及其传说、其重要的时间和人物、其善与恶包容并编制了自身之中，成为自身生命的一部分。”[12]卡蒙斯的“葡萄牙中心论”的基础是民族主义和基督教十字军精神的混合物，上帝代表了神意、真理和文明，只有上帝的“福音”才能拯救异教徒于罪恶之中。他居高临下地把非基督教的国家和地区都视为异端邪恶之地，必使之毁灭而后快，而葡萄牙人是天主最模范的使者。这种以基督教为核心的中心论后来充斥着欧洲的文化价值观，成为衡量他者世界的标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