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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较早记载黄鹂在各种方言中的名称的文献是西汉扬雄的《方言》，《方言》这一重要文献记载了先秦到西汉的各种方言与其使用的地域范围： 鹂黄，自关而东谓之鶬鶊(又名商庚)。自关而西谓之鹂黄，(其色黧黑而黄，因名之)。或谓之黄鸟，或谓之楚雀。(22) 根据扬雄的记载，《黄鸟歌》应使用仓庚这一名称。自关而东正是燕国之地，这里当然不是高句丽。但正如前文所言，就汉语而言，高句丽属于燕国方言区。如果瑠璃王能够使用汉语，那么他使用的汉语应当是燕国方言，他的汉人王妃雉姬使用的也应当是燕国方言。然而《黄鸟歌》没有使用燕国方言中的仓庚，而是黄鸟。扬雄是公元前1世纪的人，其生存年代与朱蒙大体相同，与瑠璃王的生存年代也非常接近。因而扬雄的《方言》记载的正是朱蒙、瑠璃王时代的方言，这是极其重要的信息。根据这一信息，我们可以认为《黄鸟歌》是汉译诗，而不是汉诗。瑠璃王应当是以母语吟诵了《黄鸟歌》；如果瑠璃王用汉语吟诵，那么他应当使用仓庚而非黄鸟。这说明两点：一、《黄鸟歌》最初只能是以母语写成，后译为汉诗；二、现在看到的《黄鸟歌》诗歌文本不是形成于公元前一世纪，而是生成于其他时间。 《本草纲目》记载的“幽州谓之黄鹂”与扬雄《方言》的记载完全不同，表明《本草纲目》的文献来源不是《方言》，而是其他文献。其他古代文献也确实记载了燕国一带的方言。东汉高诱注释的《吕氏春秋》记载道，幽冀一带将黄鹂称为黄鸟而非仓庚： 苍庚鸣鹰化为鸠(苍庚，《尔雅》曰商庚、藜黄、楚雀也。齐人谓之抟黍，秦人谓之黄离，幽冀谓之黄鸟。诗云“黄鸟于飞、集于灌木”是也。至是月而鸣，鹰化为鸠，啄正直，不鸷击也。鸠，盖布穀鸟。(23) 幽冀的大部分与燕国地域相合，幽和冀是燕国一带在不同时期的名称，这正是燕国方言区。高诱的记载应当无误，因其是东汉涿郡(今河北涿县)人，也就是幽冀一带的当地人，后来也曾在这一带任官，他对这一带的方言应当相当熟悉。高诱的记载还可以在三国吴人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得到证明： 黄鸟于飞：黄鸟，黄鹂鶹也，或谓之黄栗留。幽州人谓之黄莺，或谓之黄鸟。一名仓庚，一名商庚，一名鵹黄，一名楚雀。齐人谓之抟黍，关西谓之黄鸟。当葚熟时，来在桑间，故里语曰：“黄栗留，看我麦黄葚熟。”亦是应节趋时之鸟。或谓之黄袍。(24) 陆玑与高诱的记载稍异，但基本相同。虽然陆玑将幽冀记载为幽州，其实地域范围没有发生多大变化，都与古燕国一带重合。幽州人称黄鹂为黄莺或黄鸟，虽多了黄莺这个名称，但对《黄鸟歌》的研究不会产生影响。《本草纲目》的文献来源是《吕氏春秋》的注释或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三者的具体字句极其相似或完全相同。不过，仔细对照《本草纲目》与高诱、陆玑等人的记载，就会发现《本草纲目》引用了高诱等人的记载，但将黄鸟改成了黄鹂，这显然不是有意修改，而是无意误抄。因此，《本草纲目》的记载是错误的，“幽州谓之黄鹂”当为“幽冀谓之黄鸟”，而不是黄鹂。 高诱与陆玑差不多是同时代人，二人的记载大体相同，证明二人的记载都正确。如此看来，扬雄的《方言》似乎有误，但不应忽略的是，扬雄与高诱、陆玑相隔两百多年。因而，高诱、陆玑的记载并不能证明扬雄的《方言》是错误的，是时间差异造成了它们之间的差别。一个方言区域在两百多年时间里发生整体性变化不大容易，但个别名词发生变化则完全可能。一个名词甚至在数十年或数年之间就可能发生变化，扬雄《方言》记载的是西汉以及西汉以前的方言，高诱与陆玑记载的则是东汉末年、三国时期的方言。 《黄鸟歌》与燕国方言之间存在有效关系，这在高句丽的其他诗歌也有体现，《高丽人参赞》是仅存的数首高句丽诗歌之一，诗中“椴”字也是燕国方言区的方言词汇。黄鸟一词的使用地域与时间为判断《黄鸟歌》的文本提供了依据。公元前1世纪的西汉时期，燕国方言使用的是鶬鶊，而不是黄鸟。这时正是瑠璃王的生存时期，如果《黄鸟歌》直接以汉语写成，那么应当名为《鶬鶊歌》，而不是《黄鸟歌》。燕国方言从东汉末期、三国时期开始使用黄鸟一词，此时不是瑠璃王的生存时期，瑠璃王在有生之年不可能使用黄鸟一词，故《黄鸟歌》的汉文文本只能生成于东汉末期、三国时期以后。现在的《黄鸟歌》文本也不可能是瑠璃王写成的。如果此诗从一开始就是汉文文本，后人没有必要将《鶬鶊歌》改成《黄鸟歌》。尽管东汉末期以后不大使用鶬鶊一词，但并未完全废弃，该词仍见于清代各类文献。保留鶬鶊一词，不会影响阅读，但《黄鸟歌》仍使用黄鸟一词，说明此歌原初是母语文本，如果原初是汉文文本，则必沿用鶬鶊一词。只有当其从母语文本转换为汉文文本时，才会用当时使用的黄鸟一词来翻译。因而，《黄鸟歌》不是汉诗，而是汉译诗。黄鹂一词始用于晋朝，晋朝之后黄鹂与黄鸟两种名称并用，此诗也因此可能汉译于晋朝之后。汉译之后以文字记载，比较容易传承，最终金富轼根据现有的汉文文献将《黄鸟歌》载入了《三国史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