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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黄鸟之歌》与《黄鸟歌》的方言 对高句丽初期与瑠璃王汉语能力的考察并非没有意义，但显然不能为《黄鸟歌》是汉诗或汉译诗这一问题提供最终答案。因而，如果这个问题的研究停留在这个层面上，就会使前面的研究变得没有意义。为避免使这一研究落空，必须回到《黄鸟歌》的文本，在前面研究提供的信息中重新研究该文本。 其一，《黄鸟之歌》的发现与汉译诗的可能性。从上述文献看，《黄鸟歌》是汉诗与汉译诗的可能性都存在。然而，除《三国史记》记载的《黄鸟歌》外，还有另外一种文本《黄鸟之歌》，载于李种徽的《东史·东史列传》。《东史列传》记载了几位高句丽后妃，《黄鸟之歌》即载于其中与雉姬相关的内容。《黄鸟之歌》的发现可能为研究《黄鸟歌》提供极有价值的信息，因而《黄鸟之歌》易使人产生极大期望。 瑠璃松后，沸流国君松壤女也。生大武神王，早薨。又有禾姬、雉姬，俱宠幸而不相能，乃筑东西二宫于凉谷以处之。雉姬，汉人也。禾姬乘王出猎箕山，诟而逐之。王闻，躬自追之。雉姬恚，终不肯返。王尝见黄鸟绕林而飞，于是感而伤之。作《黄鸟之歌》曰： 黄鸟之姗姗集桂枝兮，其妃之优游群而不离兮。 优游优游，黄鸟之不如兮。⑩ 《三国史记》记载的《黄鸟歌》是四句，李种徽记载的《黄鸟之歌》也是四句。两首诗类似，但差异也不小。《黄鸟歌》是四言诗，《黄鸟之歌》是骚赋体，这是完全不同的文学形式。两者的具体内容也存在差异，《三国史记》的《黄鸟歌》中并无桂枝，“雌雄相依”与“群而不离”的意义也稍有不同。第二联的内容也有一定变化，《黄鸟歌》的意思是“我是多么孤独，谁与我一同回归”，但《黄鸟之歌》的意思是黄鸟自在飞翔，没有离群，而我连黄鸟都不如。《黄鸟歌》强调的是雌雄相依与孤独，《黄鸟之歌》并没有突出“雌雄相依”，更着重描写黄鸟的群体。尽管两首诗歌存在一定差异，但因为相关事件相同，可以明确断定两首诗歌应是同一诗歌的不同版本，或是同一诗歌的不同汉译。瑠璃王为劝说雉姬而写出两种版本汉诗的可能性不大。这意味着《黄鸟歌》与《黄鸟之歌》是汉译诗，且尚有另一母语文本，否则就不可能存在同一诗歌的两种汉译本。这表明《三国史记》的《黄鸟歌》应当不是汉诗，而是汉译诗，瑠璃王最初只能是以母语写出这首诗歌。母语诗歌文本相同，但由于汉译者不同，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汉诗文本，这是很容易得出的结论。 然而李种徽记载的《黄鸟之歌》并非没有疑问，因为李种徽(1731—1797)是18世纪的文人。18世纪已远离《黄鸟歌》产生的公元前1世纪，即使与《三国史记》也有600年的距离。这就有必要追问《黄鸟之歌》的文献来源。《东史列传》是抄录各种相关文献汇成的，上面的《黄鸟之歌》显然不是来自《三国史记》。虽然记载了同一件事，但字句完全不同，表明有不同的文献来源。韩国古代文人提到《黄鸟歌》时，几乎都是源自《三国史记》，只有李钟徽记载的《黄鸟之歌》有着不同来源，故其文献来源十分可疑。李钟徽的文献来源有三种可能性：一是除《三国史记》还有其他文献记载过《黄鸟歌》，然而除李种徽之外尚未见到其他文献记载过《黄鸟歌》的其他版本。李种徽并未提供《黄鸟之歌》的文献来源，因而沿着该方向探索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二是从公元前1世纪开始到18世纪，一直流传着母语文本的《黄鸟歌》，李种徽据当时流传的母语文本译为汉诗记载。然而这种可能性极低，因为母语文本在没有母语文字的情况下一直口头流传下来这一现象极其罕见。如果确实流传到了15世纪创制母语文字之后，就完全有机会记载为母语文字，但迄今为止并没有发现母语文字的《黄鸟歌》文本。三是根据《三国史记》的《黄鸟歌》文本译为母语文本，后根据母语文本再次译为汉诗。在韩国古代时调文学的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类似现象。时调产生初期没有创制母语文字，只能译为汉文文献记载。创制母语文字之后，有人将早期译为汉文记载的时调翻译为母语文本，并重新作曲入乐演唱。早期时调比《黄鸟歌》形成的时间晚得多，但仍无法保存母语文本，只能译成汉文记载。《黄鸟歌》形成的时间比早期时调早一千四五百年，能否一直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保存下来确实存在较大疑问。 《黄鸟之歌》到底是来自于何处呢?李种徽的《平壤宫词》透露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信息，从诗中可以窥视到《黄鸟歌》传承的一些状况： 长袖紫罗通夜裁，柳花宫里祭蚕廻。 雉姬不语汉姬去，苇箔缫车尽日开。 九梯宫里早编名，红褶蓝衫逐队行。 君王命奏先朝乐，《黄鸟歌》中引凤笙。 六部歌姬翠黛重，暎池娇妬白芙蓉。 鸡林初进伽倻乐，学得新翻舞海龙。(《修》：287) 李种徽的《平壤宫词》比较别致，前三联写的是当年雉姬在平壤没有告别便愤然离去，后三联写的是后世君王命宫女表演《黄鸟歌》。诗人想象雉姬彻夜剪裁衣服，又去祖母柳花的王宫祭蚕归来。自从雉姬离开王宫之后，宫门的苇箔与缫车就整日打开，没有关上。宫女在朱蒙的九梯宫里排列起舞，表演瑠璃王的《黄鸟歌》。前三联存在稍不可解之处，即柳花宫一般指高丽乐浪公主的柳花宫，金泽荣《院谷新业记》记载道：“开州院谷，不知始何称。或曰：此古新罗敬顺王所娶高丽公主之柳花宫所在而宫废，仍为王享院也。”(11)新罗敬顺王(?—979)是新罗最后一位国君，姓金名傅。927年甄萱攻陷新罗金州，景哀王被捉后自尽而亡。甄萱就立王族后裔金傅为新国王，935年金傅让国于高丽。高丽太祖王建将乐浪公主许给金傅为妻，封为乐浪王政丞，食邑八千户，居于柳花宫，仍治理新罗旧都庆州。柳花宫不在平壤，而在开州。乐浪公主之事与高句丽毫无关系，无法将两者联系起来。因此，此诗中的柳花宫当非高丽乐浪公主的柳花宫，柳花当指高句丽开国君王朱蒙的母亲，柳花宫自然是指柳花居住的王宫。据传，九梯宫是朱蒙的王宫，在平壤。成俔《浮碧楼记》称：“时监司朴公楗、庶尹安君璇、判官郑君叔墩来迓舟中，仰指楼崖，执盏谓余言曰：‘高句丽三壤皆大邑，而惟此平壤为最阜。檀君之所起，东明之所居，九梯宫之基，即今之永明寺。’嵒窟深而磷马不返，石出江心，而朝天马迹如旧。青云白云东西有桥，而仙驭之游已远，其神踪诞迹，恍惚难信。”(12)然而，九梯宫不可能是朱蒙的王宫，这是因为平壤是高句丽的第三个都城，在高句丽尚未迁都平壤时，朱蒙早已去世。显然，九梯宫是朱蒙王宫的说法仅为传说。这是一首咏史诗，前三联内容虽不见于《三国史记》，但见于其他诗人的诗歌，柳得恭的《高句丽平壤府》也写了禾姬与雉姬争宠之事，但禾、雉二妃之事并非发生于平壤，这表明在《三国史记》之外还流传着其他版本的传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