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地其他民族是否具有汉语能力并不明确，不过其中一部分应当具有一定汉语能力。《旧唐书》曾记载唐高祖李渊武德七年(624)道士在高句丽讲老子的情况： 遣前刑部尚书沈叔安往册建武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仍将天尊像及道士往彼，为之讲老子，其王及道俗等观听者数千人。⑥ 这里记载的高丽即高句丽，该时期王建的高丽尚未建立，故只能是指高句丽。高句丽王与辽东郡王、道士、俗人数千人去听道士讲老子，道士来自中原，讲的必然是汉语，听者达数千人。数千听者中汉人可能居多，不过也应当有高句丽人。高句丽听者应具有一定汉语能力，但恐怕多是社会上层贵族。然而《旧唐书》记载的是7世纪高句丽末期的情况，记载虽可靠，但与高句丽建国初期相距六百余年，无法证明高句丽初期的汉文能力。 《方言》将这一区域划为燕方言区，在高句丽存在的700年期间，书面语言是汉文，口头语言较为繁杂。有学者认为使用的是高句丽语，⑦也有学者认为使用通古斯语，或认为高句丽时期没有形成统一的语言。笔者认为，高句丽人使用的是高句丽语，但高句丽语已完全失传，仅在一些地名、人名及其他名称中保存下来零星词汇，这些词汇足以证明高句丽人的语言与燕人的语言完全不同。例如，《三国史记》记载了一些地名和人名： 夏六月，松让国来降，以其地为多勿部，封松让为主。丽语谓复旧土为多勿，故以名焉。⑧ 复旧土是汉语，多勿是当地语，汉语与当地语显然不同。《三国史记》记载当地语就是高句丽语，这一点或可存疑，但除汉语之外还有其他语言这一事实则无可置疑。已失传的语言往往会在地名中保存一些词汇，故从地名仍可窥视到当地曾普遍使用过何种语言。当地其他民族应当普遍使用其他语言，他们是否具有汉语能力则无法确定。然而，根据扬雄《方言》与《三国志》的记载来看，高句丽应当也杂居着燕人，因而其他民族中完全可能有成员具有汉语能力，只是没有相关文献可证明。高句丽并用几种语言，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能够使用当地的两、三种语言也完全可能。因而，实难判断《黄鸟歌》最初以何种语言写成，既可能是汉诗，也可能是汉译诗。 其二，瑠璃王与王妃的语言状况。前文考察的是高句丽语言使用的一般状况，但结论不足以解决《黄鸟歌》是汉诗或汉译诗这一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必要调查瑠璃王的生平。瑠璃王完全不同于早期其他诗人。他不仅有优越的物质条件、相对良好的修养与语言条件，也与汉人之女雉姬有过一段婚姻。汉人与当地其他民族通婚并不一定罕见，而且在高句丽王族的系谱中，瑠璃王不是唯一与当地汉人之女联姻的君王。高句丽消灭乐浪郡之后，出现了崔氏乐浪，瑠璃王之孙好童娶的是崔氏乐浪之女。崔氏乐浪存在的时间很短，后被高句丽吞灭(《三国》：186)。瑠璃王与雉姬、好童与崔氏之女的婚姻是当时政治的需要，因当地汉人在政治、文化方面具有一定影响力。普通庶民之间也应当存在通婚情况，只是文献多记载王族的历史，普通庶民难以进入史册。 瑠璃王在第一任王妃松氏死后，续娶了两任王妃，一是禾姬，一是汉人之女雉姬。那么雉姬是什么样的汉人呢?李氏朝鲜文人李德懋以为雉为姓氏：“雉氏：《东国通鉴》：高句丽瑠璃王有二姬，曰禾姬，雉姬。”⑨雉显然不是姓，应当是名，这是李德懋的失误。雉姬可能是中原汉朝之女，是高句丽与汉朝联姻的结果；也可能是移居中国东北或朝鲜半岛的燕人之后，即当地汉人。第一种可能性最小，因并无汉朝与高句丽联姻的文献记载。雉姬与禾姬争吵后，赌气出走王宫，只能是回娘家，且娘家离高句丽王宫应当不是很远。如果雉姬娘家在中原，雉姬赌气出走就不可理解，因而可判定雉姬是当地汉人豪门之女，祖籍应是燕国，是燕人移民之后。瑠璃王的另外两位王妃都是当地人，松妃是当地松让国王之女。朱蒙从北方夫余南下，侵占了松让国，瑠璃王娶松让国王之女为妃，是治国的政治措施之一。松氏死后续娶的禾姬是“鹘川人之女”，《三国史记》记载瑠璃王在鹘川建造了离宫，说明禾姬也是当地人，依此来看瑠璃王的三个王妃都是当地人。 瑠璃王与雉姬之间以什么语言交流不明，现在难以考知。雉姬作为当地汉人，很可能不只是懂汉语(燕国方言)，可能也懂高句丽语，二人之间混用两种语言的可能性也存在。瑠璃王是否具有汉语能力，无文献可证明。瑠璃王与雉姬的婚姻维持了多长时间不明，但未必维持了很长时间。《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一·瑠璃明王三年十月》记载的事件未必都发生于这一年的十月，雉姬具体何时出走不明。瑠璃王三年之后的一条是瑠璃王十一年夏四月，这一条及其后诸条均与雉姬无关。由此来看，瑠璃王与雉姬的婚姻生活不一定维持了很长时间，瑠璃王有可能学会了汉语，但是否具有良好汉文写作能力，实无法判断。 瑠璃王三年十月条的记载表明，其婚姻生活中确已融入汉文化因素。禾姬怒斥雉姬的理由即证明此，禾姬骂雉姬“汝汉家婢妾，何无礼之甚乎”。禾姬以无礼来指责雉姬，因为礼是汉人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之一。雉姬既是汉家之女，就应当有儒家礼义，然而在禾姬看来雉姬完全没有礼义。禾姬如此指责，表明高句丽人对汉文化有一定了解，同时汉文化也一定程度地融入了瑠璃王的婚姻生活。 那么这一记载是否可靠呢?禾姬的指责应当可信，因为高句丽建国初期已接受了儒家思想文化，儒家思想甚至成为高句丽建立君臣关系、父子关系以及异国关系的基本原则。高句丽建国初期有关儒家文化的记载比较多见，瑠璃王本纪记载：“秋八月，扶余王带素使来让王曰：‘……夫国有大小，人有长幼，以小事大者，礼也，以幼事长者，顺也。今王若能以礼顺事我，则天必佑之，国祚永终，不然则欲保其社稷，难矣。’于是，王自谓：‘立国日浅，民孱兵弱，势合忍耻屈服，以图后效。’乃与群臣谋，报曰：‘寡人僻在海隅，未闻礼义。今承大王之教，敢不怍命之从。’”(《三国》：180)扶余以儒家礼的观念为名义阐释扶余与高句丽的国家关系，表达准备侵略高句丽的企图。不管这种说法是否真正符合儒家礼的观念，其足以证明儒家思想观念确已影响了扶余和高句丽。 在瑠璃王的家族生活中，儒家思想也发挥了作用。《三国史记》记载：“太子曰：‘……今父王以我为不孝，赐剑自裁，父之命，其可逃乎?’乃往砺津东原，以枪插地，走马触之而死，时年，二十一岁。以太子礼，葬于东原，立庙。”“论曰：孝子之事亲也，当不离左右以致孝，若文王之为世子。……传曰：‘可谓父不父，子不子矣。’”(《三国》：179)瑠璃王的长子因恐惧而未能执行父王之令，他以孝的观念反省自身行为，最终自杀而亡。他的葬礼按太子应享受的礼仪等级举行，这说明儒家礼仪已成为处理高句丽王宫政事的基本原则。史家对此的评论也完全按照儒家思想进行，以为父不父、子不子是长子自杀而亡的原因。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当时已较普遍地进入扶余和高句丽人的生活。儒家思想文化的流入不会只是思想文化的流入，与思想文化一起流入的通常也包括语言。既然在高句丽建国初期儒家思想文化发挥过比较重要的作用，那么在高句丽的政治与家族生活中完全没有流入汉语则不可想象。这种状况不能直接证明瑠璃王的《黄鸟歌》是汉诗，但说明存在汉诗的可能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