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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模仿——生产说 传统的美学和西方文艺理论著作中，谈到柏拉图的模仿说，都是从文艺与现实生活的关系着眼，因而大多对柏拉图的模仿说持否定态度。朱光潜先生认为，由于柏拉图“否定了客观现实世界的真实性，否定了艺术能直接摹仿理式或真实世界，这就否定了艺术的真实性。他所了解的摹仿只是感性事物外貌的抄袭，当然见不出事物的内在本质。艺术家只是象照相师一样把事物的影子摄进来，用不着什么主观方面的创造活动。这种看法显然是一种极庸俗的自然主义的，反现实主义的看法”。[18]1999年出版的《西方美学通史》中，在柏拉图的专章中也称：“柏拉图的模仿说从整体上说是错误的，其中不存在任何积极的因素。其所以错误，在于其赖以确立的理论基础的理念论，从整体上来说也是错误的道理是一样的”。[19]通观柏拉图一生中对模仿说的各种看法，我认为对于这种完全否定性的结论尚需进一步研究。 柏拉图在“线喻”、“洞喻”、“床喻”和三个世界的划分中，从“相”论出发谈诗歌和艺术的模仿问题时，他得出的结论：诗歌和艺术都是“模仿的模仿”，“影子的影子”，“与真理隔着两层”。由此说柏拉图是反艺术真实性，他的观点是唯心的、错误的。这种看法，自然是有道理的。但是仅从主客二分的认识论的角度来谈柏拉图的模仿说是远远不够的。 柏拉图本人的思想是发展的，同时他思想中又存在着矛盾。当着他面对古希腊现实生活中存在着的史诗、抒情诗和悲喜剧的实际情况时，他又是以一个诗歌的爱好者和鉴赏者的角度提出和论述他的一些诗学观点的。他的诗学理论，不仅与他的认识论有关，同时也与他的宇宙生成论、他的历史观、教育观、伦理观紧密相联。 模仿——生产说，是柏拉图诗学理论的支撑点和主要内容。除了上面我们已经谈到的有关问题外，下面想重点谈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关于诗歌的模仿对象问题。研究任何一门学问，研究对象的确定至关重要，如果对象不能确定，这门学问就难以成为独立的学问。对此，柏拉图十分清楚，他在《斐德罗篇》说：“无论讨论什么问题，都要有一个出发点，这就是必须知道所讨论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否则得不到什么结果。许多人对于事物本质，都强不知以为知；既自以为知，他们就不肯在讨论的出发点上先求得到一个一致的看法，于是愈讨论下去，就愈见分歧，结果他们既互相矛盾，又自相矛盾”。[20]基于这样的看法，柏拉图在讨论诗歌的问题时，就面对古希腊诗歌存在的实际，首先着眼于诗歌模仿的对象问题。他在《国家篇》中有一段对话很能说明他的观点： 苏我们不能单凭诗画类比的一些貌似的地方，还要研究诗的摹仿所关涉到的那种心理作用，看它是好还是坏。 格我们的确应该这样办。 苏我们姑且这样来看它，诗的摹仿对象是在行动中的人，这行动或是由于强迫，或是由于自愿，人看到这些行动的结果是好还是坏，因而感到欢喜或悲哀。此外还有什么呢？ 格诗的摹仿尽如此了[21]（重号引者加） 这里柏拉图把摹仿行动中人，摹仿现实生活中的活的人，摹仿人的心理和行为，看作是诗歌（包括史诗、悲喜剧）摹仿的对象。这是一个重要的艺术发现，它同“摹仿的摹仿”、“影子的影子”的观点是完全相悖的。 第二、在诗歌如何模仿的问题上柏拉图总结了荷马史诗的叙事经验，提出了三种叙事方式： 苏关于题材，话已经说够了。现在我想应该研究语文体裁问题，然后我们就算把“说什么”和“怎样说”两个问题都彻底讨论过了。 阿我不懂你的意思 苏我要设法使你懂。也许这样去看你就容易懂些，故事作者们和诗人们所说的不都是对于过去、现在和未来事情的叙述？ 阿当然，没有别的。 苏他们是用单纯叙述，摹仿叙述，还是两法兼用？[22]（着重号引者 加） 柏拉图虽然反对模仿诗人，不准他们进入他所构想的理想国，但在实际生活中他却从小就学习荷马，“对荷马怀着热爱和敬畏之心”，称荷马是最优秀的模仿诗人。是“所有悲剧的第一位教师，首创了悲剧之美”[23]他对荷马史诗非常熟悉，在对话中经常引用史诗的情节、人物来说明自己的种种看法。在谈到“说什么”或写什么时，他作了种种限制，不准写奴隶，不准写女人，不准表现非理性的情感等等，而在谈“怎样说”或怎么写的问题时，还是以荷马史诗为范例，总结荷马的实践经验，提出了单纯叙述、摹仿叙述与单纯叙述和摹信叙述二者兼用的三种叙事方式，并结合“伊列亚特”情节中不同的叙事加以说明。朱光潜先生在翻译这三种叙事方式时，特意加了一个注，认为单纯叙述、摹仿叙述，“即简接叙述”和“直接叙述”（戏剧式的叙述）。[24]联系柏拉图举的例子，所谓“单纯叙述”，是指诗人自己的叙述语言，这种叙述方式，“诗人都以自己的身分在说话，不叫我们以为说话的是旁人，而不是他”。[25]所谓“摹仿叙述”，是指作品（如戏剧或史诗）中的主人公自己在说话，这种叙述方式，诗人应站在当事人的地位说话，而且要“尽量使那话的风格口吻符合那当时人的身份”。[26]在悲喜剧中的叙述方式，也是这种人物对话式的“摹仿叙述”。在史诗中，往往是三种叙述方式兼用。柏拉图关于模仿式诗歌的史诗、戏剧叙述方式的论述，不仅符合古希腊诗歌的实际，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开了叙事学研究的先河。 第三、模仿是一种生产。这是长期被中外美学家、文论家忽略的一个重要观点。朱光潜先生在《西方美学史》中，讲亚里士多德专章引了亚氏《伦理学》中的一段话，说：“一切艺术的任务都在生产，这就是设法筹划怎样使一种可存在也可不存在的东西变为存在的，这东西的来源在于创造者而不在所创造的对象本身”。[27]但对柏拉图关于艺术是一种生产的观点一字未提。《柏拉图全集》出版后，笔者发现柏拉图专门关于生产和模仿是一种生产的论述很多，较集中的是在《智者篇》和《伊庇诺米篇》的对话中。我们先看一下柏拉图在《智者篇》中，是怎样提出模仿是一种生产问题的。在对话中他是这样写的： 客人……，我们一开始显然必须把生产性的技艺划分为两部分。因为模仿确实是一种生产，只不过它生产的是影像，如我们所说，而非各种原物。是这样的吗？ 泰阿泰德，确实如此。 客人那么让我们开始，承认生产有两种。 泰阿泰德哪两种？ 客人一种是神的生产，一种是人的生产。 泰阿泰德我还不太明白。 客人回想一下我们开始时说的话，我们把生产定义为能使先前不存在事物成为存在的任何力量。[28]（着重号引者加） 在这里柏拉图明确提出了三点：一是“模仿确实是一种生产”；二是生产包括神的生产与人的生产两种；三是对“生产”的涵义作了介定，他认生产是一种“能使先前不存在在事物成为存在的任何力量”。 柏拉图从他的宇宙生成论出发，把生产划分为两大类。他把“自然界的生产”，称之为“神的技艺的生产”，他说：“我把我们自己和其他所有有生命的东西，以及自然物的元素如火、水以及其他类似的东西，都当作原物。我们非常确信，它们是神的产物”。[29]对自然的生产，即神的生产，又可从横向分为原物的生产与影像的生产。原物的生产包括“所有可朽的动物和所有生长的东西，从种子和根系中长到地面上来的植物和堆集在地下的无生命的物体，无论其能否熔化。我们必须把这些原先不存在的事物的产生归于神功，而不能归于其他”。[30]同时，神的生产，既生产出原物，又生产出“与原物相伴的形象”，“每一个这种产物都伴有不是真实事物的影像，这些影像也是由神工而拥有它们的存在”。[31]这些影像和存在包括：“睡梦中出现的形象；所有那些在白天由于光线被阻挡而自然产生的黑影，即所谓与原物相似的‘影子’；眼睛光与物体的光在平滑的物体表面相汇合而产生的感觉形式，即所谓‘映象’。[32]关于人的生产。柏拉图首先认为它是基于人的需要。他说：“从人出生那一刻起，他们的需要首先是食物和饮水。一切动物有求食的本能，也有避免一切不适的本能，这方面的要求若不能充分满足，它们就会发出愤怒的嚎叫。我们第三种最紧迫的需要和最强烈的欲望产生较迟，但却最能使人疯狂——我指的是那种不可压抑的淫荡的性欲”。[33]这里柏拉图谈的人的最基本的需要是三点：“首先提到食物，然后提到饮水，第三就是性的激动”。[34]为了解决吃的问题，人必须进行物质生产，而生产又必须制造各种工具，掌握某种技艺。他谈的物质生产主要指的是农业。他说：“生产大麦和小麦，用它们当食物，尽管是一件可敬可佩的事情，但这种技艺决不会使人全智——呃，‘生产’这个词的意思可以延伸为创造出某种与之对立的东西——对各种农活都可以这样说。与其说务农依赖于知识，倒不如说它是我们的一种天然本能，是由神植入我们心中的，这样的知识唾手可得。建筑、房屋、家具、铁器、木器、陶器、纺织，以及制造这些东西所需要的各种工具，我们已经谈论了许多，这些技艺对民众来说虽然都是有用的，但却不能归结为美德”。[35]柏拉图强调生产是为了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生产可以“创造出某种与之对立的东西”；人的生产需要制造生产工具。这些思想已孕含着后来被马克思全面阐发了的“人化的自然”的实践观的胚胎和萌芽。 人的生产与神的生产都具有双重性，它们在生产性活动中产生的产品都是双重的，“一种是真实的事物，另一种是形象。……它们的真实事物的生产和与原物相似的生产”。[36]而人的生产中的形象的生产，又有两种：“一种产生相同，另一种产生相似”。[37]不管是生产真实的事物，产生相同的生产，还是生产形象产生相似的事物，都需要工具。“一种要用工具生产，另一种生产者以自身为工具进行生产”。[38]诗歌、悲喜剧、舞蹈、音乐、绘画等艺术作品，就是一种“以身体为工具”的模仿性艺术的生产。柏拉图说：“当有人用他自身或声音仿效你的体态或言语，创造这种相似的专用名称时，我认为是模仿”。[39]艺术家它用自己的身体的体态进行模仿的是舞蹈，用声音进行模仿是音乐，用言语进行模仿是诗歌，运用各种形式综合交替进行模仿则是悲剧和喜剧。选择何种工具、运用何种形式进行模仿，则与诗人和艺术家对这些不同工具、不同的形式的喜爱和热爱的程度有关。“模仿既受到所用工具的影响，又受到态度的影响……。人的身体在演说、各种不同形式的音乐、绘画艺术的各个部门起作用，有着各种流动的或固定的形式”。[40]诗歌、悲剧、喜剧、绘画、音乐等艺术，是人的生产中的形象的生产，它的产品是人所创造的“真实的事物”的影像，是它的相似物。因此，这种生产形象的人的生产，必然是一种模仿性的生产。 那么，人的生产与神的生产又处于一种什么关系呢？这又与他在《国家篇》中谈的“洞喻”、“床喻”相关，与柏拉图的“相”论或“型”论联系在一起。神是宇宙的创造者。她将视觉、听觉和言语赋予给人，使人“分有了天然的理性真理”。“缪斯将和谐赐给艺术的爱好者”。[41]他认为，在宇宙中，“有一类存在是始终同一的、非被造的、不可毁灭的，既不从其他任何地方接受任何他者于其自身，其自身也不进入其他任何地方”。[42]这是一种有理智的、始终同一的模型。“第二类则是对神工所创造的大自然的原物和人的生产所创造的种种人化产品。它们都是相的世界的摹本，“原型的摹本”。第三类属影像世界。凡影像都与“相”的世界，即与真理隔着两层。人生产的形象的产品，诗歌、悲剧、喜剧、舞蹈、音乐、绘画等艺术品，都是“对原型的摹本”的摹本，是影子的影子。“对于诸如此类的存在的真实的、确定的性质，我们仅有模糊的感觉，也不能摆脱梦寐而说出真理来。因为影像并不包括其所据以形成的实体，影像的存在总是其他事物瞥然而过的影子”。[43]柏拉图关于模仿是一种生产的理论主张，虽然从整体上没有摆脱其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的印记，但他把模仿与生产联系起来，并把诗歌、悲喜剧、舞蹈、音乐、绘画等艺术产品与大自然及人工的实物的生产区别开来，把艺术看作是人类“以自身为工具”所特有的一种形象的生产或生产形象的产品，这对后来者进一步探索文学艺术的特征，无疑有启迪和价值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