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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运给起义奴隶的“军火” 伴随着磅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俄罗斯文学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规模在中国传播开来。俄罗斯文学落脚于这一时期的中国，可谓适逢其时，因为它呼应了当时中国和社会和政治需求。“五四”前后的中国社会风雨飘摇，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在寻求救世的良方，而一贯以变革社会、介入生活为己任的俄罗斯文学，自然更让国人感到亲近。鲁迅说，俄国文学让我们感到亲近，“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们的读者大众，是一向不用自私和‘势力眼’来看俄国文学的。我们的读者大众，在朦胧中，早知道这伟大肥沃的‘黑土’里，要生长出什么东西来，而这‘黑土’却也确实生长了东西，给我们亲见了：忍受、呻吟、挣扎、反抗、战斗、变革、战斗、建设、战斗、成功”。这也就是说，俄罗斯文学在五四之后进入中国，其纯文学的、审美的作用或许是次要的，而它的直面现实的勇气和强大的人道精神则是感动中国读者的首要因素，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鲁迅还曾把俄国文学的译介工作比喻为“给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 俄罗斯文学在“五四”之后中国社会的广泛流行，还与这样三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密切相关：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国。当时的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地实践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自然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心目中的榜样和圣地，包括文学在内的苏俄的文化和思想，也自然会成为他们的理论源泉。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活动家中，有许多人都是杰出的俄罗斯文学的译介者，如瞿秋白、李大钊、蒋光慈等，他们的文学活动就是他们政治活动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这在世界文学关系史上可能是不多见的。人们曾认为，法国的启蒙思想、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的文学，是“五四”运动的三大思想来源，由此不仅可以感觉到俄国文学在当时中国思想界的重要地位，而且也能让人意识到俄国文学和马克思主义在步入中国时可能存在的某种互动关系。其次是中国新文学的兴起。开始于“五四”前后的中国新文学运动，与俄罗斯文学的传入中国大致同时，包括俄罗斯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奠基者的鲁迅、郭沫若、巴金、茅盾等人，都是俄苏文学的翻译者和积极推广者，这个史实最好不过地说明了俄罗斯文学在中国新文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曾发挥的巨大作用。最后，就是中国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在中国的抗战开始之后不久，苏联也开始了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由于当时的日本还与苏联保持着比较正常的关系，俄苏的文学作品在被日军占领的上海等地还可以出版，由中共以“苏商”名义在上海创办的“时代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大量的苏联卫国战争文学。在由该社主办的刊物《苏联文艺》的创刊号上，主编罗果夫这样写道：“在伟大的十月革命之后，俄国文学的声誉在中国特别增长。……在俄罗斯人民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第二次卫国战争时，中国对于苏联文学的兴趣愈加提高了。”那些再现苏联人民可歌可泣战斗精神的文学作品，如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格罗斯曼的《人民不死》、戈尔巴托夫的《不屈的人们》和肖洛霍夫的《他们为祖国而战》等，极大地鼓舞了战火中的中国人民，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军火”，同时，这也进一步拉近了苏俄文学与中国社会的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