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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体贵弘润 刘勰说：“夫箴诵于官，铭题于器，名目虽异，而警戒实同。箴全御过，故文资确切；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其取事也必核以辨，其摛文也必简而深，此其大要也。然矢言之道盖阙，庸器之制久沦，所以箴铭异用，罕施于代。惟秉文君子，宜酌其远大焉。”(45) 铭文是在向天地、神灵、世人、子孙昭告功德，特殊的功用决定其“体贵弘润”的文体要求，也就是风格要圆润大气，具体表现为思想内容上要“核以辨”，语言文字上要“简而深”。如前所说，刘勰认为飞廉、灵公、赵灵、秦昭等人的事“可怪”“可笑”，就是因为其内容荒诞不经。刘勰正是根据“核以辨”与“简而深”的根本要求来评析历代铭文，《文心雕龙·铭箴》云： 至于始皇勒岳，政暴而文泽，亦有疏通之美焉。若班固燕然之勒，张昶华阴之碣，序亦盛矣。蔡邕铭思，独冠古今。桥公之钺，吐纳典谟；朱穆之鼎，全成碑文，溺所长也。至如敬通杂器，准矱戒铭，而事非其物，繁略违中。崔骃品物，赞多戒少；李尤积篇，义俭辞碎。蓍龟神物，而居博奕之中；衡斛嘉量，而在臼杵之末。曾名品之未暇，何事理之能闲哉!魏文九宝，器利辞钝。唯张载剑阁，其才清采。迅足骎骎，后发前至，勒铭岷汉，得其宜矣。 秦始皇勒岳事见《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刻石颂秦德。”(46)所谓“疏通之美”，《史记·五帝本纪》称帝颛顼高阳“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47)。《礼记·经解》云：“疏通知远，《书》教也。”疏曰：“《书》录帝王言诰，举其大纲，事非繁密，是疏通。上知帝王之世，是知远也。”(48)《文心雕龙·封禅》：“秦皇铭岱，文自李斯，法家辞气，体乏弘润；然疏而能壮，亦彼时之绝采也。”李曰刚《文心雕龙斟诠》：“彦和籍其词而申其义，承上文‘政暴而文泽’言，有‘疏通政理，通达民情’之意存焉。”(49)在刘勰看来，秦始皇虽然在政治上实施暴政，但在泰山的刻石文字明白通畅也有文采。 刘勰提到班固的《封燕然山铭》，据范晔《后汉书》载：“齐殇王子都乡侯畅来吊国忧，……(窦宪)遣客刺杀畅于屯卫之中，……后事发觉，……宪惧诛，自求击匈奴以赎死。会南单于请兵北伐，乃拜宪车骑将军，金印紫绶，官属依司空，以执金吾耿秉为副，……大破之……宪、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余里，刻石勒功，纪汉威德，令班固作铭。”(50)该铭文曰：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汉元舅日车骑将军窦宪，寅亮圣明，登翼王室，纳于大麓，惟清缉熙。乃与执金吾耿秉，述职巡御，理兵于朔方。鹰扬之校，螭虎之士，爰该六师，既南单于、东乌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长之群，骁骑三万。元戎轻武，长轂四分，云辎蔽路，万有三千余乘。勒以八阵，莅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绛天。……上以掳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下以安固后嗣，恢拓境宇，振大汉之天声。兹所谓一劳久逸，暂费而永宁者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铭上德，其辞日：铄王师兮征荒裔，剿凶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熙帝载兮振万世。 相比五句七言的铭文，其序言真是太长了。刘勰又提到张昶的《西岳华山堂阙碑铭》，该铭文正文如下：“于穆堂阙，堂阙昭明。经之营之，不日而成。匪奢匪俭，惟德是程。匪丰匪约，惟礼是荣。虔恭禋祀，黍稷芬馨。神具醉止，降福穰穰。”只有12句，48个字，但其序言却从“天地定位，山泽通气”；“岳有五，而华处其一；渎有四，而河在其数”的山川地理形势谈起，接着又从上古“帝皇巡狩”说到“逮至大汉，受命克乱”，再说到“于是镇远将军领北地”云云，一直到“乃建碑刊石，垂示后裔”，足足有640多字，是铭文正文的十多倍，可谓长矣。(51) 刘勰认为，蔡邕的铭文可谓古今一绝。刘勰所言是很有道理的，蔡邕保存到今天的铭文不仅数量多，而且水平高，有《东鼎铭》《中鼎铭》《西鼎铭》《黄钺铭》《鼎铭》等。(52)刘勰认为，蔡邕的铭文也有不足之处，如《黄钺铭》“吐纳典谟”，即模拟经典，而《鼎铭》则写成了碑文，大概是因为碑文是其所擅长的缘故。据宋代王应麟著《困学纪闻》卷十三：“蔡邕文今存九十篇，而铭墓居其半，曰碑，曰铭，曰神诰，曰哀赞，其实一也。”王应麟也认为，蔡邕是碑铭混一。“独冠古今”的蔡邕尚且有不足，其他如冯衍、崔骃、李尤、曹丕等人的铭文，或与器物不符，或详略不当，或赞多戒少，或内容单薄而言辞冗繁，总之，有这样或那样的毛病。“李尤赋铭，志慕鸿裁，而才力沈膇，垂翼不飞。”(《文心雕龙·才略》)只有张载的《剑阁铭》文采清英，晋武帝下令刻在剑阁山，可谓得其处所。 刘勰擅于在与其他相关文体的比较区分中突出铭文的文体特征。“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文心雕龙·宗经》)几种文体有共同的文体渊源，但又有不同之处。如“颂”近于铭文，但也有区别：“敬慎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文心雕龙·颂赞》)铭文与传、碑的区别在于：“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此碑之制也。夫碑实铭器，铭实碑文，因器立名，事光于诔。是以勒石赞勋者，入铭之域；树碑述己者，同诔之区焉。”“铭德慕行，光采允集。”(《文心雕龙·诔碑》)所以詹锳说：“就其文而言是颂，就其刻石而言就是铭。但有时颂赞等即使刻石也称颂赞，而铭文也不一定全是歌颂的文章。换言之，刻石的不一定就是铭，也可能是其他文体，而铭文则以刻石或刻于器物为常。”(53)在文体风格上，“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文心雕龙·定势》)。 如前所述，刘勰是站在军国大事的角度来看待铭文功能的，故要求铭文“体贵弘润”。但历史上也有一些铭文内容上有较为个人化的表达，如传说黄帝所作《巾几铭》，极似后世座右铭，主要是鉴戒自己而非昭告天下，文辞谈不上“弘润”。所以在“体贵弘润”之外，也有些个性化的铭文存在，越到后世，这类文字越多。后世的座右铭，就是文人表达自己情志的重要文体。比如东汉崔子玉《座右铭》主要就是戒慎自己的言行：“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誉不足慕，唯仁为纪纲。隐心而后动，谤议庸何伤。无使名过实，守愚圣所臧。在涅贵不淄，暧暧内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诫刚强。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难量。慎言节饮食，知足胜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54)说的都是自己的言行准则，而非铭功尚德，故也与“弘润”无涉。 在刘勰之前，对于铭文的讨论，历史上已有一些文字。如蔡邕，不仅铭文写得多写得好，而且还专门撰有专论文章《铭论》： 《春秋》之论铭也，日：“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记功，大夫称伐。”昔肃慎纳贡，铭之楛矢，所谓天子令德者也。黄帝有巾几之法。孔甲有槃杅之诫，殷汤有《甘誓》之勒，毚鼎有丕显之铭。武王践阼，咨于太师，而作席机楹杖杂铭十有八章。周庙金人，缄口书背，铭之以慎言，亦所以劝进入主，勖于令德者也。昔召公作诰，先王赐联鼎，出于武当曾水。吕尚作周太师而封于齐，其功铭于昆吾之冶。汉获齐侯宝樽于槐里，获宝鼎于美阳。仲山甫有补袞阙式百辟之功。《周礼·司勋》：“凡有大功者，铭之大常。”所谓诸侯言时计功者也。宋大夫正考父三命兹益恭，而莫侮其国。卫孔悝之父庄叔，随难汉阳，左右献公，卫国赖之，皆铭于鼎。晋魏颗获秦杜回于辅氏，铭功于景钟，所谓大夫称伐者也。钟鼎礼乐之器，昭德纪功，以示子孙。物不朽者，莫不朽于金石，故碑在宗庙两阶之间。近世以来咸铭之于碑，德非此族，不在铭典。(55) 这篇《铭论》对于铭文源流的疏通，以及铭文铭记功德的文体功能的认识，对刘勰的影响是很明显的。蔡邕之外，还有其他人也谈到铭文。如陆机《文赋》：“铭博约而温润。”挚虞《文章流别论》：“夫古之铭至约，今之铭至繁，亦有由也。质文时异，则既论之矣。且上古之铭，铭于宗庙之碑。蔡邕为杨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后世以来器铭之佳者，有王莽《鼎铭》，崔瑗《杌铭》，朱公叔《鼎铭》，王粲《砚铭》，咸以表显功德。天子铭嘉量，诸侯大夫铭太常、勒钟鼎之义，所言虽殊，而令德一也。李尤为铭，自山河都邑，至于刀笔符契，无不有铭，而文多秽病。讨论润色，言可采录。”(56)陆机以及挚虞对于铭文的文体特征的认识，对刘勰的思想也有启示意义。刘勰正是在前人创作实践和理论探讨的基础之上，比较系统地提出其铭文思想的。正如清谨轩评《文心雕龙·铭箴》所言：“综核之义，殆无隐色矣。”(57)尽管刘勰是综括前人思想，但相对而言，《文心雕龙·铭箴》更全面深入地论述了铭文的源流、功能及文体特征，堪称中国早期铭文理论形态的集中呈现。 铭文对了解当时的历史事件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第一手史料。作为原始文字记录，铭文不同于“源一流十”的古代文献，对写本资料不仅是一种补充，且具有他校作用。铭文的研究对我们研究古代文化、重建中国古典学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