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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随着南宋词科的兴盛，关于词科的批评也随之出现。南宋的词科批评中，较典型的有吴子良、刘克庄的“词科习气”说。从文学批评的层面看，“习气”一词，是将佛教语言引入文学批评的代表。词科有相对系统、完整的进阶内容，也较为重视家族与衣钵方面的承传，这些都促进了“词科习气”的形成。南宋词学之士中，被明确点出“习气”的有三人，分别是周必大、吕祖谦以及王应麟。他们的学术宗旨与文风并不相同，但在批评者看来，他们身上却都有着清晰的词学烙印。近似于“词科习气”的说法还有“词科程文手段”“词科体”之说等等，它们构成了南宋中后期针对词科的系列批评。“词科习气”等批评，包含了对重视属辞比事之词学的轻视，不乏以偏概全等问题，但它们也为南宋的科举时文批评与四六文批评增添了新的内容，体现出南宋时期的文学批评越来越丰富与细化的趋势。 关 键 词：词科习气/习气/词科/永嘉学派 作者简介：管琴，女，《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发表过论文《洪咨夔年谱》等。 南宋时期，朝廷通过词科拔擢出了一批专门的四六文写作人才，这些人许多都成为后来的文坛名家，因此词科也成为中兴时期颇引人瞩目的文事并享有令誉。《四库全书总目》总结说：“南宋一代通儒硕学多由是出，最号得人。”①这样的说法并没有夸大其辞。宋代词科的兴盛，推动了四六文尤其是朝廷制诏类代言体文章的写作，对南宋骈文的繁荣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从另一方面看，南宋词科在兴盛之余，从孝宗乾、淳年间开始，也引来了众多的批评。其中较突出的即包括宁宗、理宗朝吴子良、刘克庄的“词科习气”说。当前关于文学与科举关系的研究成果较多，但目前学界对词科及“词科习气”批评的研究还不够深入②，笔者将在论述“词科习气”批评表现、成因等问题的基础上，揭示其对于南宋文学批评史方面的意义。 一 “习气”界说与南宋“词科习气”的形成 南宋时期，首先明确提出“词科习气”的是叶适门人吴子良，他在《荆溪林下偶谈》中说： 东坡言：“妄论利害、搀说得失，为制科习气。”余谓近世词科亦有一般习气：意主于谄，辞主于夸，虎头鼠尾，外肥中枵，此词科习气也。能消磨尽者难耳。③ 吴子良认为“词科习气”与“制科习气”相似，其特点在于夸大其辞，外肥中枵。“习气”一词，叶适本人在批评词科时虽未明说，但他在批评制举时就用过“习气”的说法：“当制举之盛时，置学立师，以法相授，浮言虚论，披抉不穷，号为制举习气。”④吴子良的“词科习气”说，除了苏轼外，也有可能受到叶适的启发。 与吴子良同时的刘克庄，在批评词科时也用了“词科习气”一语，而他针对的对象则是周必大。他评价周必大： 晚作益自磨砺，然散语终是洗涤词科习气不尽。⑤ 周必大由词科入等，备受优宠，其四六之文在当时也颇为有名。但刘克庄认为他的四六之文一直有词科习气，甚至这种“习气”在散文中也洗涤不尽。刘克庄主张简严流畅、不生不涩的文风，词科文风显然是与此相左的。 “习气”一词，本是佛教中的概念。佛教认为一切烦恼皆分现行、种子、习气三者。现烦恼相者，即名为“习气”。“习气”这个词在宋前，几乎都在佛书中出现，如《大智度论》中说的“烦恼已尽，习气未除”⑥之类。北宋后期，“习气”一词开始较多地出现在文人诗文中。宋人多学佛，有时在与佛教中人的诗文酬唱中会用到“习气”一词，如晁补之的“诗笔多生习气牵，老来经呗亦随缘”(《与昙秀师别垂二十年而后相会于金山作》)等等。与此同时，文人也开始用“习气”这一概念形容自身的一些难改的积习，而且大多用于自嘲。前引苏轼的“制科习气”说，出自苏轼《答李端叔书》一文，原文为“制科人习气”，意指自身积习，并非批评具体科目。另如程俱的诗句“平生蠹鱼间，习气未尽祛”(《和滕子济考古图》)，也是典型的用法。到了南宋，“习气”一词在诗文中运用得更普遍，李纲、范成大、陆游、楼钥等人的诗作中都用“习气”一词来形容自己某种带有惯性的积习，如李纲的“平生习气未能已，更续《春秋》修旧史”(《次韵志宏见赠拙轩》)，陆游的“书生习气重，见书喜欲狂”(《抄书》)等等，指向的都还是自身的、并且大多偏向于嗜书等文人习气。首次被引入文学批评，指向他者、并且是负面的文气之说，最早始于南宋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张戒总结说：“苏、黄习气净尽，始可以论唐人诗；唐人声律习气净尽，始可以论六朝诗；镌刻之习气净尽，始可以论曹、刘、李、杜诗。”⑦这里所列的三个“习气”虽然各有所指，但大体都指向较为统一、稳定、鲜明的某种诗歌风格。而且依张戒之意，去除习气是领悟诗情的第一步，反之，不除习气则无进步之可能。这里，张戒基本沿用了“习气”本义，也明确地将“习气”一词指向了具有某种弊端之文风，在“习气论”的文学批评中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将释、道语言引入文学批评，在宋代有江西诗派的“夺胎换骨”说以及严羽《沧浪诗话》中以禅喻诗等例子。“习气”一词也属于从佛教中借语的例子，只是向来不为人所注意。“习”本身有积贯之意，文学习气也是一种积贯，这种积贯在文学中滋生，又在文学操习中周旋许久，愈演愈深，变得很难根除。 习气的生成有多种条件，“词科习气”更是如此。那么，“词科习气”为何而形成呢?为何习气与词科有着紧密的关系呢?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原因： 第一，“词科习气”是一种通过长时间对科目的习得导致的对作者今后文风潜移默化的影响。词科有相对完整、系统的进阶内容，而且所试也较为明确、稳定。高宗绍兴初年以后稳定下来的词科考试包括十二类文体，分别是：制、诰、诏书、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从文体的应用来说，制、诏、露布之类尚且不论，像序、记等体裁，其内容大多与功业、军队、群籍等国家制度文化密切相关。词科所试以骈体为主，时人总结的词科体，也大多指的是应用型骈文。词科文体的实用特点决定了词科文章的“模式化”，由此扩展至散文创作，使之也出现了“词科习气”。至于词科之学，有意者可以学习，而有经验者也可以“词学”教人。具体的还可举以下两个例子，一是王应麟《词学指南》中记载真德秀习词科之事： 西山先生习此科，翻阅古今书，口不辍吟，笔不停辍。《与王器之书》曰：“某于此甚留心，独恨吏事所缠，不得专心致意，仅得数刻之暇为读书作文计，所幸编题记念，渐已十七八，稍可自慰。”⑧ 因为有较大的记忆量与知识储备，所以需要系统的准备。其中编题是必不可少的，编题其实就是对相应的词科应试点的整理。又如程珌在《上陈舍人书》一文中说： 某琐琐碌碌一孺子尔，顷从进士后得考功末第，不足以惬志，闻世有所谓宏词科，愿学焉。然圣经贤传每一展编，如望大洋，茫无畔岸。闻宛陵汪先生有总括纲目、号为词题者，去月二十五日走介持书问亡恙，因窃有请焉。⑨ 程珌自述自己学词科时，即有前辈人士有纲目与词题的汇编，且有业习词学经验的传授。可见，词科包括了出题、判题等一系列教学过程，重在培养对此类文题涉及的制度内容的熟悉程度。 第二，词科之学的日益重要，为“词科习气”的形成提供了土壤。词科是进士科之上的选拔考试，取士严格，试中的难度很大。习此科者，不惟须工于四六，还须精考制度本末。从知识结构上说，需要远绍旁搜，博闻强识。渐渐地，研习词科之学也成为一项专门的学问。最为明显的体现就是，当时出现了较多的、以“词学”指代一整套词科应试的特定内容与文学样式的情况，或者就直接用“词学”代替“词科”⑩。词学这一名称本是从六朝以降注重文辞的写作传统而来(11)，从南北朝开始，因为官方文化的提倡，而逐渐沾有隶属于官方文学的特征。词学的官学化与南北朝至唐代的官方文化制度的保障有着紧密的联系。唐代文人写作，尤其在制诏中，常常称美某人有“词学”，即是说某人能文，擅辞令。到了宋代，词学的含义与文学侍臣的关联较唐代更为紧密。由于宋代尊儒重学的思潮，词学之科不仅其试重在词艺，也成为儒者之事。像博学洽闻、词学炳焕等特质，常常是成为一时之文宗的必要条件。这些表明，南宋人已经进一步脱离了唐代韩愈那种视词科为俳优的观点(12)，词学即词科之学已经成为一门显学。 第三，词科之学的家族承传促进了“词科习气”的形成。南宋的词科，愈发凸显了家族文学的繁盛。叶适说宏词兴起之后，“前后居卿相显人，祖父子孙相望于要地者，率词科之人也”(13)。南渡之后的鄱阳“三洪”(洪适、洪遵、洪迈)就是叶适所说的以词科人仕、震耀一时的文学家族，以兄弟连科的，还有扬州的李正民、李长民，应天的滕康、滕庚，归安的莫济、莫冲，福清的陈贵谦、陈贵谊，鄞县的王应麟、王应凤等等。词科考试中出现的同一家族成员众多的这一情况也表明，因为它意味着“词学”作为一种系统之学问，在宋代文学家族内部有着某种承传关系。如王应麟、王应凤之父王  就很重视子嗣在词学方面的培养，故其二子相继考中词科，也有家庭教育的因素。“三洪”就更是如此，三人并非一年同中词科，其家学渊源与两位兄长试中科目的激励也给予幼弟洪迈以积极的影响。所谓世掌丝纶，也成为时所称羡之美事。第四，家族之外，衣钵相连的承传关系在词科人士中也表现得很突出，词学法门的传授也为“词科习气”的形成提供了路径。从现有的记载来看，词人之间多推举奖掖，甚至以衣钵相传，呈现出连类拔引的声势。如真德秀之词学，乃得傅伯寿、倪思之真传。据《齐东野语》卷一“真西山”条记载：“倪文节喜奖借后进，且知其才，意欲以词科衣钵传之。……与之延誉于朝。”(14)除了上述倪思的推奖之外，真德秀中词科还与受到另一个词科人士陈岘赏识有关(15)。在成为彪炳文坛的一代文宗之后，真德秀又向新科词人授之以法。如李刘，就曾以新科进士的身份来请教应试词科之法。袁桷称真德秀将词学传徐凤，徐凤再传王应麟(16)，其间形成接续的关系。仔细甄考几人之间的词学背景，也不无道理。王应麟虽未提及词科得益于真德秀、徐凤之事，但他也在《词学指南》中回忆自己向词科出身的陈晦呈交记、赞等文多篇，请求指导，陈晦教他须多涵泳古文，以救“体轻语弱”之病。《词学指南》中记载真德秀词科之法甚多，也有学习、接续之意。词人之间相友善、相互揄扬的情况则更多，如周必大与周麟之、吕祖谦，真德秀与洪咨夔、陈贵谦，洪咨夔与留元刚等等。周必大为刘弇的《龙云集》作序，谓其醺经饫史，吞吐百氏，足继欧阳修，上接韩愈。揄扬之至，令后人觉得已经有些溢美(17)。但同为词臣、也同中词科的周必大对词科与词臣至高地位的推重也可见一斑。这种揄扬不仅仅可以私淑视之，而是包含了一种前后相传的词学训练与承传。 无论是词学的家族承传还是递相师授，均有其内在的原因。词科所试主要是骈文，骈文里偶对的工夫难以在很短时间内练习纯熟。但宋代多使用骈文的表、启、制诏等体裁往往需要此类工夫，而且大多需要捷才，所以就出现了词学师授的情况。既然词科可教亦可习，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诸多不妥当以及所教内容的失衡，会带来许多不良教育导致的深远的负面影响。而这种不妥当在当时人看来，多是由于对科目的偏执导致的对全局性知识与道义的损害。这也是“词科习气”背后所蕴藏的心理因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