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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词科习气”批评与永嘉学派 前面提到，对词科的习气说攻诘最力的应属永嘉学派。为何永嘉学派最不满意“词科习气”呢?这也是值得考察的问题。当时，叶适、吴子良等人批评的文气并不专指词科，他们还注意总结其他的“文气”。如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载叶适谓陈傅良学之文“颇失之孱，始初时文气，终消磨不尽也”(44)。这里的文气指的是一种根基不实、不甚壮健的文风，与词科习气一样，都属于作者早年习文时即具备的习气。以气论文，从根本上说是注意到一种为文之惯性。这种惯性往往是习文中的某种偏差引起的。 一方面，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少空言，较务实，故批评“词科习气”尤猛。黄宗羲说：“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45)叶适在学术上与朱、陆之学呈鼎足之势，同时也是当时的文章大家。他虽然曾经跟从吕祖谦问学，其思想中也有受吕祖谦影响的一面，但他毕竟是一名事功派人士，尤其主张功利与义理的统一。他有强烈的用世之心与批判意识，对整个社会的政治、制度、军事、文化等等方面均有所建言。其文论也有永嘉学派在文学观方面务实切理、杜绝空言的特点。《水心别集》卷三《士学下》在论述科举与文章之弊时说： 夫科举之患极矣。何者?昔日专用词赋，摘裂破碎，口耳之学而无得于心。此不足以知经耳，使其知之，则超然有异于从而可行，故昔日之患小。今天下之士，虽五尺童子无不自谓知经，传写诵习，坐论圣贤。其高者谈天人，语性命，以为尧、舜、周、孔之道，技尽于此，雕琢刻画，侮玩先王之法言，反甚于词赋。(46) 从上文可知，叶适的批评并不集中于词科，而是对整个科举制度下士人摘裂破碎的文风都有所不满，其辐射面是相当大的。 另一方面，以叶适为主的永嘉学派为文有别、主张“文气”，这使得他们不容、反对“词科习气”。如叶适在实际的文章写作中也尽力与时下风行的文字区别开来。他的文章各体皆工，既有“笔势雄拔”之文，也有“叹咏悠长”之文(47)，体现出其平实切理、不以藻采见长，而以精爽取胜的特点。他在具体论文时主张“文气”之说，四六文中欣赏欧阳修的文风，当代人中则欣赏陈耆卿文字的浑灏流转，认为其文章能够以文人之笔藻，立儒者之典型。这与作为程文的词科文字有着很大差别。永嘉派学人皆重欧、苏，吴子良的文学旨趣与叶适相近，同是提倡古文反对时文，认为“四六与古文，同一关键也”(48)，古文作者中尤为推重欧阳修。在永嘉学人的文学观念中，以古文见长的欧、苏文字以其要而不烦的结构、章法，与其在议论说理中见“道”的自然洒落的风格，最为接近他们的文学旨趣。 与其道学批评不逐流俗相似，叶适对词科的批评也有其特殊之处。儒学人士的文学批评，多是从“道”的角度着眼，这是自中唐韩愈将道统与文统结合之后，宋代文人较为熟悉、也运用得较多的一种批评方式。由道而衡文，因文而明道，是一套大义正确的批评方式。从传统的“道”的角度来批评词科，这是一种最为人所注意也最为合理、便捷的批评。从“气”的角度来批评，其实还是站在文的角度，以文衡文，从文本身的价值来衡量，故有所戳中。车若水说： 中兴以来名公巨儒，不自名家张、吕、朱氏造儒术而非文艺，独水心持作者之权，一时门人孰非升堂，孰为入室。(49) 站在道学的角度批评文学，与站在文学的角度批评文学，两者的批评深度是不同的。论道学对文学的影响大多集中于道胜于文、明道、载道观，即使承认文的独立性，但道是先于文存在，且是不变之最高真理这一观点是不变的，这样的批评显得尺度较为单一；而站在文的角度衡文，则往往能够包括进来更多的、更丰富的内容，进退皆可，而且如秤之有星，尺之有寸，往往能够直接指向问题的核心。这也是叶适的文学批评能够产生较大影响的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永嘉学人以功利与义理的并重为宗旨，并不要立一代之文宗。而且与宋初的柳开等相比，他们也不再有明确的道统、文统观念之树立。柳开倡言的道统实际是文学观念的进一步儒家化，通过学习韩愈而重建道统与文统。永嘉派学人的词科、词学批评也主要是就对象本身的弊端而言的，是以文学批评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观点，因此不会像北宋的古文运动一样，对骈文与古文的格局有所改观。虽然如此，叶适对词科的批评却适逢其时地成为当权者罢弃词科的工具，与词科在南宋后期的衰落有着间接关系。《四朝闻见录》记载说：“先生(按：指叶适)《外稿》，盖草于淳熙自姑苏入都之时，是书流传则盛于嘉定间。虽先生本无意嫉视词科，亦异于望风承意者，然适值其时，若有所为。”(50)叶适对词科的批评虽然是在淳熙年间完成的，但《水心别集》的流行是在嘉定年间，当时的权相忌惮词科，有意排抑词科，于是也利用了叶适的批评。由于政治与舆论两方面的原因，词科也急转直下地走向衰落。 对于“词科习气”“词科体”等批评，既与宋代词科考试的兴盛密切相关，也与南宋骈文发展到极盛阶段相应，成为不可避免的一种文学批评。吴子良、刘克庄等人总结出“词科习气”，将这种文章风格特征之形成归为词科考试所致，是有原因的。词科是专门之学，比一般科举考试更为专门，更强调博闻强记，尤其强调对国家制度、典章名物的熟悉。因此由词科选拔出来的士人，在今后的代言体以及其他各类四六文的写作中，往往会留下一些难以消除的印迹。这也是证明科举考试对文学体式的影响的一个典型例子。熙宁年间罢诗赋，导致四六文写作人才缺失；宋末词科衰落，又直接影响了词学的衰落——这些都是很直接的证明。尤其是，词科考试以其对语言文字的精工与典雅方面的注重，加重了南宋四六文的骈俪之风；并且由于具备了选拔专门写作人才的特殊性，也影响到朝廷代言体文的文风。叶适等人专门针对词科进行批评，也是基于对当时的文坛弊端的不满。永嘉学者及后来的清代学者之所以将批评的矛头集中在周必大、吕祖谦、王应麟三人身上，是因为这三人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像周必大和吕祖谦，二人早年的科举文章都受到广泛瞩目；而吕祖谦和王应麟，则在科举时文与词科之文的编选汇评方面下了很大工夫，所以批评者往往自觉地将他们的文风与科举时文的不良风气联系起来。但是，如果说人人都有此类文风，却也不切实际。即便是这几个批评对象，其文章尤其是散文也不能简单地用“词科习气”一笔带过。像王应麟，被清儒认为不脱词科之习，主要是因为他编纂了《词学指南》，但《词学指南》一书从文章学的角度来看还是很有贡献的。 总的说来，对“词科习气”的批评大体是从科目与文体的角度展开的、是对当时的词科所试程文以及因为词科人士多升擢至两制，将此文风施至朝廷制诰，从而对文坛带来不良文风的批评。从持论者的身份来看，南宋中后期的批评者多含有明显的理学倾向，不乏对重视属辞比事之词学的轻视。但从文学批评的角度看，叶适、吴子良、刘克庄、杨长孺等人对词科的批评，也含有一些新鲜的时代特色。像“习气”“手段”这类词，是南宋时期才出现的批评新词，在北宋是不可能出现在文学批评中的；“习气”一词，更是将佛教语言引入文学批评的典型例子。因此“词科习气”一说，也为南宋的科举时文批评与四六文批评增添了新的内容，体现出南宋时期的文学批评越来越丰富与细化的趋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