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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元代雅集品题的内涵特质——以作为雅集物证的书画原迹为中心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文学评论》 谷卿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雅集是元代多元族群和阶层文化交融的集中表现和重要途径。雅集现场对书画进行品题的文本附着在这些作品之上,部分原迹留存至今,成为记录雅集历史和呈现品题文本的重要物证与载体。研究这些原迹发现,在不同的情况下,参与雅集的品题者或试图借助对品题对象的评述和诠释表达政见和立场、对当政者进行规鉴;或因集体品题的现场性而在文本群中构设对话与互文,亦由此形成一种书写的类型化倾向;又或力图跳脱出品题对象的基本内容和语境,隐微或明晰地呈现个人寄意。结合相关原迹探究元代雅集品题的丰富内涵和寓意,对于把握元代文学的风貌与特点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
    关 键 词:雅集/元代文学/书画
    作者简介:谷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雅集是中国古代文人的重要文化生活,也是他们参与社会活动的重要途径,其与文学集团、文艺流派往往互促互成,因雅集而产生的文学作品更在客观上推动了文人生活艺术化与日常经验经典化的进程。元代朝野雅集之风极盛,不仅汉族文人继承了雅集传统,受汉文化影响,蒙古和色目贵族、官员与文人群体间也举行过艺文主题的集会和饮宴,并时常与汉族士人通过雅集进行文化互动①。
    不论是出于详细计划周密筹备,还是偶然相聚自发集会,元代雅集活动往往伴随着文学艺术作品的大量消费和集中生产,其中对用以赏鉴或现场创作的书画进行品题的文本,附着在这些作品之上,部分原迹留存至今,成为有关雅集历史的重要物证与载体。结合这类原迹探究元代雅集品题的丰富内涵和寄意,对于把握元代文学的风貌与特点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
    一 政治寓意和道德价值的多重表达
    至治三年(1323)暮春三月在大都城南天庆寺举行了一场艺术赏鉴雅集,这是元代具有官方背景的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会,召集人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剌吉作为元朝最重要的书画收藏家,在这次集会中向宾客展示了她众多珍贵藏品,并邀请汉族、蒙古和色目文士品题。由于集会主题便是艺术赏鉴,因此留下了为数可观的品题作品,据参与雅集的翰林直学士袁桷在文集中收录的诗跋可知,经他品题的书画就有41件,傅申先生将之别为“法书”“宗教画”“山水画”“人马走兽、龙鱼杂画”“花鸟、墨竹”等五类②,可惜留存至今的实物,仅有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松风阁诗卷》和《龙池竞渡图卷》③。
    《龙池竞渡图卷》的作者王振鹏在秘书监担任官职,他在雅集时向大长公主呈示了这件精致的界画长卷,画面描绘宋徽宗崇宁年间三月三日开放金明池举行龙舟竞渡,皇帝与民同乐操演水军的情形,其后不仅有王振鹏自题,作为雅集最重要的参与者和品题者,袁桷在后面也“敬题”了一段跋文:
    界画家以王士元、郭忠恕为第一。余尝闻画史言:尺寸层叠,皆以准绳为则,殆犹修内史法式,分杪不得逾越。今闻王君以墨为浓淡高下,是殆以笔为尺也。僚丸秋弈,未尝以绳墨论,孙吴之论兵亦犹是也。然尝闻鉴古之道,必繇其侈靡者言之,余于画断有取焉,龙舟之图得无近似?不然,昔之所传者安得久远至是耶?④
    脱胎于建筑设计图样的界画,本为指导施工和描摹外型之用,后来逐渐成为传统绘画艺术中一个专有门类,用以较为精细真实地呈现楼台宫阁,深与王族贵室的品味相契。王振鹏是元代成就最高的界画大师,他曾于至大三年(1310)向一年后成为元仁宗的爱育黎拔力八达进献《龙池竞渡图卷》,十三年后再次创作了同题画卷参与大长公主召集的这次雅集。与大长公主拥有的其他传世剧迹相比,这幅由时人创作的画卷在雅集活动中似乎不够夺目,但经由袁桷的品题,始令人明悉界画的价值与元廷皇室鉴藏界画的意义。
    袁文开头就提到的王士元和郭忠恕均为前朝界画名家,徽宗内府即藏有郭画34件和王画1件,二人所画楼观台榭“皆高古”⑤,“风韵高于关仝,笔力老于商训”⑥。袁桷在品题王画时提及这两位“为第一”的界画家,之后却又未将王与二人比较对照,其用意乃在于通过这两位《宣和画谱》有传的画家引出读者对宋代艺术政治生态的回顾和追想。早在晋唐时期,界画就一直受到较低的评价,被认为是远比人物、山水、狗马低级的画题,张彦远亦云“台阁、树石、车舆、器物,无生动之可拟,无气韵之可侔,直要位置向背而已”⑦,长期以来,画家十三科中的两极乃是“山水打头,界画打底”⑧,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里记述了十三科的序列,所谓“界画楼台”为第十,可见直到元代,界画的品级亦相对较低⑨。不过,宋代却是界画发展的黄金时期,界画之所以在那时地位崇显,乃因其与徽宗力图以绘画承担政治教化功能的现实相契,故在《宣和画谱》所别十门之中,表现“宫室”主题的界画得以进身为仅次于“道释”和“人物”的第三甲,《宫室叙论》中这段话代表了官方对界画的基本态度:“……宫室有量,台门有制,而山节藻棁,虽文仲不得以滥也。画者取此而备之形容,岂徒为是台榭、户牖之壮观者哉?虽一点一笔,必求诸绳矩,比他画为难工……信夫画之中规矩准绳者为难工。游规矩、准绳之内,而不为所窘,如忠恕之高古者,岂复有斯人之徒欤?”⑩显然,袁桷品题中“尺寸层叠,皆以准绳为则,殆犹修内史法式,分杪不得逾越”等语实渊源于此。在他看来,写实主义风格的界画绝非仅是简单的艺术形式,而是一种有关规矩、准则、制度的象征,它将事物的审美标准指向实用、稳定、理性、精确,这也正是帝国权柄的执掌者倾心界画的深层原因。
    袁桷希望通过品题《龙池竞渡图卷》进一步彰明的还有绘画的讽鉴功能,“尝闻鉴古之道,必繇其侈靡者言之,余于画断有取焉,龙舟之图得无近似”,袁桷认为面对类似的画卷,观看者应当时时躬身自省,由此获得因“鉴”所生之益。正像古人对“诗教”的重视一样,袁桷在品题中透露出的“艺鉴”思想也带有极深的儒家烙印,特别是前朝规鉴类画作的转型(11),成为元代士人借助品题以在颂圣外表下努力建构政治道德标准并加以温和规鉴的思想资源,袁桷的表达可谓词约义丰、恰到好处,也极具代表性。
    那么,王振鹏画呈《龙池竞渡图卷》的本意为何,袁桷的品题又是否仅为他自己的“一厢情愿”和过度阐释呢?这在画卷后段袁跋以前王振鹏自己的品题中可以看出意旨,他在跋记中提到十三年前为同题画作写作的七言诗:
    三月三日金明池,龙骧万斛纷游嬉。欢声雷动喧鼓吹,喜色日射明旌旗。锦标濡沫能几许,吴儿颠倒不自知。因怜世上奔竞者,进寸退尺何其痴。但取万民同乐意,为作一片无声诗。储皇简澹无嗜欲,艺圃书林悦心目。适当今日称寿觞,敬当千秋金鉴录。(12)
    王振鹏以《梦华录》中所载“崇宁间三月三日开放金明池出锦标与万民同乐”(13)事画成长卷,并不是偶然的兴之所至的抒情,而是对元廷皇室的投好和进言:“但取万民同乐意,为作一片无声诗”说明《龙池竞渡图卷》表现的是盛世和谐的图景,虽然图像来自对崇宁时期的追忆与记述,但却暗含着本朝对前朝盛世的认同、接受和力图重现的志愿;而“储皇简澹无嗜欲,艺圃书林悦心目”则是盛世的保障和决定要素——皇室的核心成员不仅具备无可挑剔的道德,良好的艺术文化修养更使他们能够游刃有余地处理好与汉民族和汉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当然,作为“千秋金鉴录”,《龙池竞渡图卷》的“鉴”意则被隐藏在“因怜世上奔竞者,进寸退尺何其痴”两句感慨之中,由此也呼应了界画“虽一点一笔,必求诸绳矩”、“尺寸层叠,皆以准绳为则”的特质。
    不论是王振鹏自题还是袁桷的跋尾,都作为一种话语力量参与到形塑政治权力的过程之中,他们希望蒙元帝国及其领导者符合儒家的理想,能够在文化层面接受和认同前朝,确立与以往汉族政权社会近似的价值观,法式严明、力戒侈靡,同时保障民间活力充沛,可以时常出现“万民同乐”的场景,而品题者则相当乐意为皇室提供和提示这种“鉴古之道”,在《鲁国大长公主图画记》的后半部分,袁桷谈到:
    窃尝闻之:五经之传,左图是先,女史之训,有取于绘画,将以正其视听,绝其念虑,诚不以五采之可接而为之也。先王以房中之歌,达于上下,而草木虫鱼之纤悉,因物以喻意,观文以鉴古,审时知变,其谨于朝夕者尽矣。至于宫室有图,则知夫礼之不可僭,沟洫田野,则知夫民生之日劳,朝觐赞享,冕服悬乐,详其仪而慎别之者,亦将以寓其儆戒之道。是则鲁国之所以袭藏而躬玩之者,诚有得夫五经之深意,夫岂若嗜奇哆闻之士为耳目计哉!河水之精,上为天汉,昭回万物,矞云兴而英露集也,吾知缣缃之积,宝气旁达,候占者必于是乎得。(14)
    与前半段记述天庆寺雅集活动过程的文字相比,这段话被研究元代雅集和文学的学者严重忽视,实则天庆寺雅集的意义和雅集品题的目的尽显于此,而连接“雅集”和“品题”的“鉴藏”,则被袁桷称为是“得五经深意”的行为,绝非简率直接的搜罗炫富。袁桷这段“品题之品题”还向人们宣告和彰示,从收藏到赏鉴、雅集、品题,都是应乎经义、建构政治文化的重要行为,也是被赋予具体政治意涵的特别象征。从雅集的现实行为的真实,到鉴赏的视觉所见的真实,再到品题建构的经验世界的真实,种种意义的生成与转换皆有赖于“因物以喻意,观文以鉴古”,这也是我们理解和探析包括《龙池竞渡图卷》在内的诸多雅集品题对象和文本意涵的重要路径和方法。
    与王振鹏和袁桷能够尽意地在雅集品题中表达对前朝的心仪和追仰一样,许多汉族官员和文士几乎可以在一些场合毫不避讳地怀念宋室,在另一次于大长公主宫内举行的小型雅集上,天庆寺雅集的参与者冯子振和赵岩又同时品题了大长公主收藏的几幅书画,其中有一件宋人所绘葵花蛱蝶团扇,另面为南宋第一位皇帝赵构的金墨题诗:“白露才过催八月,紫房红叶共凄凉。黄花冷淡无人看,独自倾心向夕阳。”(15)前朝帝君的宸翰当然不同于一般书画,其政治象征意味不言而喻,冯子振和赵岩恭敬而谨慎在下端留下诗跋,收束起平素恣意奔放书风的冯子振在“三叹物色”之后“敬书二十八言”:“绘墨清新德寿宫,戎葵生意畅西风。金晖留照倾心蠾,秋在黄裳正色中”,落款“海粟道人冯子振百拜”(16)。赵岩在左下方用更小的字体工整地题道:“香凝御墨晓凉催,不与凡华一样开。日落中原何处在,倾心谁与酹金杯。”(17)对比高宗原作和两首题诗发现,“倾心”一词再三出现,这也正是冯子振和赵岩最需表达的态度,高宗言黄花独自倾心向日,正合天子独尊身份;冯诗中的“倾心”者则由“黄花”转成“蠾”,也即画中面向葵花的蛱蝶;赵诗附和原作,点出金葵并非凡花,其后两句皆问,暗指政权转易,祝酹无地,亦隐含对新朝当“倾心”以向汉文化的期待,并和冯诗中代指政统和正德的“黄裳正色”构成呼应。
    在大长公主召集的雅集中于其藏品之上加以品题,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代言”,但这份“代言”绝非单向和被动的,品题者也在努力加入希求、劝谏和规鉴的成分,文化精英对品题对象的评审和诠释甚至使风雅的品题变成一种有关政治倾向、文化选择和道德立场的严肃表达。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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