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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物外之思与个人寄意的现场流露 如果说带有官方背景的雅集较为限制品题者文学才性的发挥的话，那么目的性和计划性较弱的民间雅集所产生的品题文本，其文学性往往更为明显，品题中蕴含的“个人化”成分也当更多，以下将以三次较为纯粹的文人雅集和相关书画原迹讨论产生于其间的品题之内涵。 元初所建万柳堂是畏兀儿族重臣廉氏之私邸，也是一所著名的花园，这处胜地曾经举办过多次雅集，其中最为人传述和称道的是，两位文名显赫的翰林学士赵孟頫和卢挚曾应邀同时过访。据《青楼集笺注》，元以后笔记中甚多有关此次雅集的记述，详略各异，内容大体相同，应均以较早记述这次集会的《南村辍耕录》为蓝本，该书卷九载： 京师城外万柳堂，亦一宴游处也。野云廉公，一日于中置酒，招疏斋卢公、松雪赵公同饮。时歌儿刘氏名解语花者，左手折荷花，右手执杯，歌《小圣乐》云：……(词略)既而行酒，赵公喜，即席赋诗曰：“万柳堂前数亩池，平铺云锦盖涟漪，主人自有沧洲趣，游女仍歌白雪词。手把荷花来劝酒，步随芳草去寻诗。谁知只尺京城外，便有无穷万里思。”此诗，集中无。《小圣乐》乃小石调曲，元遗山先生好问所制，而名姬多歌之，俗以为《骤雨打新荷》者是也。(41) 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赵孟頫款《万柳堂图》记录了这次多族文士雅集的情景，画上仅有署赵孟頫的一种品题，即上引《南村辍耕录》中所载七律，唯易所记之“只尺”“万里”为“咫尺”“千里”。赵孟頫的品题是有关万柳堂雅集的现场写真和图画景象的文字呈现，亦见跳脱出现场之外的个人寄意。首句即以“万柳堂”点出所述地点与主题，对堂前荷池略作吟咏；颔联谓雅集主人有“沧洲趣”极恰当，“沧洲”即古之隐者所居处(42)，万柳堂雅集的召集人廉公“未老休致”(43)，其志显然不在仕宦，而寄情山水艺文、常常举行文会雅聚，正是胸有“沧洲趣”的体现，也与其别号“野云”相合。颈联转写燕集场景，面对歌舞翩翩、持荷举杯的解语花，赵孟頫以诗作答，固无可论，最有意味的是尾联，特别是最后一句，其中“便有无穷千里思”或“万里思”，既称廉野云有思接千里之外的逸兴，亦为赵孟頫借品题以自况。 赵孟頫以王孙身份仕元，前后经历数次反复，屡征才起，至元二十三年(1286)正式入朝仕奉元廷后，心态和处境也有非常复杂微妙的变化。作为元初文坛最有影响的人物，赵孟頫与新朝的关系十分暧昧，敏感的身份又使他不能与后者过分亲密，同时，他也在观察新朝的文化政策以及赵宋遗民的舆论动态。赵孟頫仕元的心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最初怀有“用之于国”的抱负和改变生存环境的愿望热诚出仕，初入朝廷的失望很快又使其懊悔思归，当忽必烈对之特别关照，赵孟頫恢复了从政的热情，却在朝廷准备“大用”他的时候急流勇退，心境渐趋平淡超然。(44)参加万柳堂雅集，正是赵孟頫在京师的最后几年，看到廉野云的散淡潇洒，他的心中也自然萌生退意和隐意，希望辞别是非繁多的北地，回到千万里之外他熟悉的南方。诗中“无穷”的“千里思”或“万里思”，正与主人的“沧洲趣”呼应，在另一首《送李元让赴行台治书侍御史》诗中，赵孟頫也是在赠别友人之际想象沧洲：“郎署联班仅一秋，旦同趋省暮同休。岂惟官事奔忙共，自觉吾侪气味投。骢马只今登宪府，白鸥何日傍沧洲。别离不似今朝恶，南望令人生白头。”(45)诗中末句“南望”，也正是所思在千万里之外的另一种表达。 在赵孟頫寄托千里之思的江南，文人雅集之风尤为盛炽，其中顾瑛主持的玉山草堂雅集由于次数众多、规模巨大而具有深远的影响，但并未留下多少可靠的品题实物原迹。不过，玉山雅集的参加者如杨维祯、倪瓒等人，也曾参与过其他一些偶然举办的小型雅集，并在现场留下品题真迹传至今时，其中就有文学意味颇强、体现物外之思与个人寄意的佳作。 至正年间，著名隐士杨谦曾在浦东别业举行过多次雅集，他在那里“植竹数百竿于西林，结亭苍翠间，扁曰‘竹西’，因以为号”(46)，据赵橚在《竹西草堂图》(47)卷后品题所记，杨维祯等人游张溪时应邀来此欢会，欣赏过幽美疏旷的景致之后，杨谦取出此卷供来宾品赏。杨谦家境殷实，雅好书画，常为当地文人提供赞助，因此也收到过不少艺术家的回报，这件草堂图卷就是两位名家赵雍和张渥的合作，画面上还有另一位文人杨踽的题诗：“翠玉萧萧在屋东，主人号作竹西翁。品题莫说扬州梦，好写闲云入卷中。”(48)杨维祯接受了品题邀请，在画卷后洋洋洒洒写下长篇《竹西志》，出以率意疏野的书法，极为夺目。正如在其品题下方所钤印文“物外心赏”一样，杨维祯逸笔千里、心游物外，戏仿庄子寓言和汉赋虚拟三个少年论辩“竹西”之号的由来而争执不下，乃请铁崖道人裁断：“一辩曰：大夏之西有嶰谷之竹，断两节而吹之，恊夫凤凰，此吾公子之所以取号也；一辩曰：首阳之西孤竹之二子居焉，清风可以师表百世，此吾公子之所以取号也；一辩曰：江都之境有竹西之歌吹，骚人醉客之所歌咏，此吾公子之所以取号也”(49)，杨维祯借铁崖道人之口一一予以驳议，指出“不必在淇、在渭、在少室、在长石，罗浮慈姥，文竹之所也”，“结亭一所在竹之右，即吾竹西也，奚求诸远哉；虽然东家之西乃西家之东也，竹又何分于东西界哉”(50)——关于“何分东西”的质问也像是对之前杨踽品题中有关“东”“西”辩证的呼应。其后杨维桢复书一歌曰：“望之娟娟兮云之篁。结氤氲兮成堂。百草棼而易蘦兮，孰与玩遗芳。曰美人之好修兮，辟氛垢而清凉。岂大东之无所兮，若稽首乎西皇。虚中以象道兮，体员以用方。又乌知吾之所兮，为西为东。”(51)诚如赵橚在稍后的品题中所称，杨维祯品题“奇甚”，他借题发挥、借子虚乌有之答问所书题跋其实寄意着自己的处境经历和理想选择，也像是为晚年的自己浪迹天下、优游江海找寻理由、发掘意义。在至正之初复官未得的情况下，杨维祯逐渐放弃了经世进取的初衷，开始客寓苏浙诸地，广游名山大川、遍交文友富商，赏鉴珍玩古董、频繁参与艺事，境遇和其所面对市场的变化，促使杨维祯为文作书皆尚奇求变，特点越发鲜明。在《竹西草堂图》的品题中，杨维祯的自我意识也十分明显，自编论辩、自设答问、自作歌诗，展现“自我”之存在可谓积极主动、不遗余力，在长跋最后，他还未忘提示观者：“铁笛道人为李黼榜第二甲进士会稽杨维祯也”(52)。 与一般文人在创作时特别偏好安静的环境不同，杨维祯的佳作多数时候诞生于雅集的现场，从他的传世真迹来看，现场书写的作品都明显带有一种可视的兴奋感，在一幅后来被命名为《古木竹石图》(53)的由几位好友合作而成的画上，杨维祯的品题再度展现了他对即兴表演的热衷与熟稔，一首短短的七绝占满画面三分之一：“迂讷老渔久不见，醉中画竹如写神。金刀翦得苍龙尾，寄与成都卖卜人。”(54)下方是画面的主体，两丛墨竹衬托着一株斜出的古树，荒疏而简率。在这次至少有三位文人参与的雅集上，可能是作为邀请者的通玄取出纸笔请顾安画竹，张绅“以木丈为友”，补上枯树，之后在画面左侧留下品题：“白沙翠竹天新雨，古屋疏林道少人。季主不来徐庶处，与谁同卜岁寒邻。”(55)张绅诗跋字体极小，他题写的五十二个字占据画面的大小仅与杨维祯三四个甚至一个大字所占幅面相当。画面空间的分配往往暗示着文化权势的强弱差别，当作为东南文坛领袖的杨维祯带着醉意在雅集最后提笔上场加以品题时，他狂放的草书、占据的显眼位置和巨大篇幅已向现场和后来的观者透露出个中消息。当然为了表示尊重文友和体现作品的合作性，杨维祯的题诗遵从张绅的诗韵，使之成为一首“和作”。即使如此，杨维祯仍然无法抑制突出“自我”的强烈意识，他罕见地、极有可能是唯一一次在落款中自署“铁龙”，以与被比拟为苍龙的画中主题古树构成对应。 有趣的是，多年之后围绕这幅画又进行了一次雅集，元代最负盛名的画家之一倪瓒应雪斋和通玄之邀参与了“合作”，他以草草之逸笔在原画右边新接的一张纸上画下石头，并在右上部分加以品题，由此打破了原有的画面平衡而重置了画面的格局。倪瓒所题是一首古诗：“云门古木龙蛇走，迂讷琅玕朔风吼。铁厓健笔老纵横，万卷当胸随所取。张公僵卧玉山岑，杨顾骑箕上南斗。我来东园梅未花，冻木戟立森槎枒。半醒半醉住一月，柳眼渐碧草欲芽。云门屡约来看竹，未闻拄杖拖冰玉。开门一笑如梦中，便应襆被从兹宿。”(56)倪瓒至少与三人中的杨维祯、张绅相识，在诗跋中他透露出杨维祯和顾安已经谢世、张绅年迈病弱，因此他补石并加品题成为一个哀悼逝者的行为，也使这次雅集具备了追念过往的特殊意义，而非一次仅限于赏鉴画艺或是“比赛谁画得最不专业和最不像”(57)的一般聚会。倪瓒的品题由画中之物落笔，却超出物外，似乎已非品题书画。他应当是听取了召集人有关前一次雅集状况的回顾，因此遐思当年三位作者在雅集现场的“表演”；后半部分转写自己的寄意，像是由他带来春之消息，画意和现实的交错使人“如梦中”。这种极具个人化的体验或曰想象是富有诗意的，其体验和想象的资源来自前次的雅集，触媒则是目下的情境。两度雅集和品题也让这件看似普通的书画成为一件具备特殊意涵的合作作品。 相比宋代乃至更早时期，元代的雅集之风更盛，参与者的身份更多元，留传至今的实物资料也更多。就参与雅集品题的群体而言，在雅集中就一个或一些对象进行集体品题，是主题性较为强烈的文化活动，不同族群、阶层、经历和知识背景的人在面对同一主题时，其反应、思考和表达都会存在差异，但雅集现场品题的“共时性”又对这些差异造成影响，或是消解或是增大，使得品题文本之间存现特别的关系；就参与雅集品题的个体而言，雅集现场品题绝不同于一般情境下的品题，特殊的时空和情态必然引发品题者特殊的感怀和寄意，从而影响其心态和表达方式。当之后品题文本分别在各家别集中呈现(有的或许失收)，其固有形态已经发生了改变，文学意味和文化意涵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减损和曲折，对这种形态的文本加以讨论并形成结论显然有其问题，这也是目前元代雅集研究和元代文学与文人心态研究面临的困境和存在的不足之一。作为元代雅集物证的一些书画原迹保存了丰富的原始信息，它们又不像元代以后数量巨大的雅集文物呈现过于驳杂的资讯——甚至有些仍然处在知识与意义生成的过程中，因此能够为重寻文学语境、重回历史“现场”提供巨大的帮助，惟其如此，我们也才有重新解获文本真实形态及其丰饶内涵的可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