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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刘勰《文心雕龙·铭箴篇》是中国铭文化的早期专论，以此为中心解读相关资料和文字，可以对铭文的源流、功能与文体特征有更全面深入的认识。铭功尚德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中国铭文化源远流长。赋予所铭之人物以神性，是早期铭文的重要特征。向天地、神灵、世人、子孙昭告功德，是铭文的重要功能，其特殊的功用决定其“体贵弘润”的文体要求，具体表现为思想内容上要“核以辨”，语言文字上要“简而深”。近现代以来出土大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面的铭文可以雄辩地证明，刘勰对于铭文的论述是公允中肯的。 关 键 词：铭文化/《文心雕龙》/铭功尚德/铭文理论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化关键词研究”(项目批准号：12&ZD15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诗性文化与《文心雕龙》的诗性遗存研究”(项目批准号：12BZW01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子学与古代文论的思辩性研究”(项目批准号：14YJC75100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吴中胜，赣南师范学院文学院。 据报道，我国学界正在加强对铭文材料的研究，特别是希腊铭文、拉丁铭文、古埃及铭文方面的研究，认为铭文研究拓展了世界古文明研究方向，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铭文学在国内尚属于“缺门学科”①。看到这一消息，我们一喜一叹：喜的是学者们关注到了铭文对于研究古典文明的重要；叹的是，学者们更多的只是关注古希腊、古埃及的铭文，而对中国的铭文却没有足够的重视。铭功尚德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中国的铭文化源远流长。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历史上也有不少铭文。近年来的考古工作，也不断有铭文出土。中国关于铭文的思考和论述也很早就有，东汉时期，蔡邕不仅擅铭文，还撰有《铭论》。六世纪前中国古代文论的集大成著作刘勰的《文心雕龙》专门设有《铭箴》篇，是中国铭文化研究的早期专论。我们就以《文心雕龙·铭箴》为中心来解读相关资料和文字，以期对中国早期铭文理论思想，包括铭文的源流、功能与文体特征，有更全面深入的认识。 一 其来久矣 在刘勰看来，铭文的历史很久远。《文心雕龙·铭箴》云： 昔帝轩刻舆几以弼违，大禹勒荀簴而招谏。成汤盘盂，著日新之规，武王户席，题必诫之训。周公慎言于金人，仲尼革容于欹器，则先圣鉴戒，其来久矣。② 刘勰把铭文的源头追溯到黄帝时期，之后，大禹、商汤、武王、周公、孔子等先圣都有铭文。刘勰所说是有文献依据的。传说黄帝作《巾几铭》，此铭旧无撰者名，据《太公阴谋·太公金匮》知即黄帝六铭之一：“毋翕弱，毋俷德，毋违同，毋敖礼。毋谋非德，毋犯非义。”③用东汉朱穆的话来说，此类铭的目的在于：“铭书成败，以防遗失。”(《后汉书·朱穆传》)④“大禹勒荀簴”事据《鬻子》载：“夏禹之治天下也，以五声听。门悬钟鼓铎磬而置鞀，以待四海之士，为铭于荀簴。”《荀簴铭》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教寡人以义者击钟，教寡人以事者振铎，语寡人以忧者击磬，语寡人以狱讼者挥鞀。”⑤“成汤盘盂”事见《礼记·大学》：“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郑注：‘《盘铭》，刻戒于盘也。’”⑥“武王户席”事据《大戴礼记·武王践阼》载，周武王听了师尚父所谓“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的言论之后，“惕若恐惧，退而为戒铭”。于是，“于席之四端为铭焉，于机为铭焉，于镜为铭焉，于盥盘为铭焉，于楹为铭焉，于杖为铭焉，于带为铭焉，于履屐为铭焉，于觞豆为铭焉，于户为铭焉，于牖为铭焉，于剑为铭焉，于弓为铭焉，于矛为铭焉”。其中《席四端铭》铭文如下：“安乐必敬”(席前左端)，“无行可悔”(前右端)，“一反一侧，亦不可以忘”(后左端)，“所监不远，视尔所代”(后右端)。又《户铭》如下：“夫名，难得而易失。无戁弗志，而曰我知之乎。无戁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扰阻以泥之，若风将至，必先摇摇，虽有圣人，不能为谋也。”⑦内容多为训诫之语。《金人铭》曰：“我，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此铭旧无传人名。清人严可均据太公《阴谋太公·金匮》推定为黄帝所作六铭之一⑧。刘勰认为其作者是周公，当另有所本，疑源于蔡邕《铭论》有“周庙金人”语⑨。“仲尼革容于欹器”事见《淮南子·道应》：“孔子观桓公之庙，有器焉，谓之宥巵。孔子曰：‘善哉!予得见此器。’顾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则正，其盈则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⑩纪昀评曰：“欹器不言有铭，此句未详，或六朝所据之书，今不尽见耳。”(11) 刘勰把铭文的源头推至黄帝时期，可见其历史之久远。到商周时期，出现铭文的兴盛，即所谓“周世盛德，有铭诔之文”(《文心雕龙·诔碑》)的盛况。今天的冶金技术史和青铜考古研究，以实物雄辩地证明，刘勰的观点符合历史的事实。从技术史的角度来说，铭文的刻写，需要有相应的工具。黄帝时代的工具应是竹木石块之类的自然材料。大禹所勒的“荀簴”，即“钟磬之具”(12)，这应是青铜材质的。商周时期，铭文大量出现，这跟青铜冶炼技术的发展有密切关系。爱德华·B.泰勒说：“亚洲或许也是发明把锡用于加强铜的硬度使之成为青铜合金的原料的地方。……既然有了这种发明，那么古代的手工艺工人处理起青铜来，要比处理铁容易得多了。把青铜熔化，然后在石模子里铸成斧头一类的东西，这是很容易的。这也许是为什么欧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都是‘青铜时代’处在‘铁器时代’之前的真正原因。”(13)泰勒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在中国，距今约4000年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就有青铜器出土。《周礼·冬官考工》就有青铜冶炼技术标准的记载：“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14)这里的“金”即铜，“齐”即“剂”，也就是说，铸造青铜器铜、锡的比重是五比一。可见，至迟到商周时期就有成熟的青铜冶炼技术规范。青铜冶炼技术的成熟为这一时期的青铜文化的兴盛提供了技术保障。青铜器坚硬不易风化的物理特点，符合人们对于久远价值的心理渴望和精神追求。钱锺书说：“造艺者期于世不朽，宁惨艰辛，‘妙识所难’(《文心雕龙·明诗》)，勉为而力排其难；故每取喻雕金斵石，材质坚，功夫费，制作庶几阅世长存。若夫逃难就易，取巧趋时，则名与身灭，如镂冰刻脂而已。”(15)这段话用来说明人们之所以用青铜器来刻写铭文是很恰当的。近现代的考古出土实物，也证明我国的商周时期已有成熟的青铜器，且上面多有铭文。现存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后母戊鼎、商妇好青铜三联甗、商作册般青铜鼋、西周天亡簋等国宝级文物就是最好的实物证明。 铭文常出现在青铜铸造的宗庙之器上，而青铜器是用来祭祀神灵的礼器，所以铭文从一开始就具有沟通天地神灵的诗性特性。正如唐人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所云：“钟鼎为宗庙之常器。”(16)也就是说，钟鼎之类的神器是可以沟通神灵，可以接纳上天旨意。《左传》宣公三年即载有王孙满对答楚子的一段话说：“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17)这里说的是当年周成王定鼎王城之时，曾预言周朝传国三十代，享年七百。这是天命的限定。所以，作为宗庙神器，鼎可以领受上天旨意。铭文作为立鼎意旨的具体表达，当然也是能沟通神灵的。刘勰例举几位圣人如何重视铭文，意在说明圣人尚且重视，凡夫俗人更要视铭文为神物，以此证铭文之重要。张立斋评曰：“自黄帝始，迄至仲尼，列举古圣贤，其重铭也如彼，才不及圣贤者，又将何如哉!述其沿习，即所以重其影响，所谓文外趣致，不可不知也。”(18)近现代出土的青铜器上的铭文内容，也多为祭祀内容。如现存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商象纹铜铙，内壁铸有铭文“祖辛”，说明此铙是作器者用来祭祀先人的。另一件青铜器西周琱生簋，内铸有104字铭文，是贵族琱生在一次田地狱讼中，得到了更多田地，他认为这是祖先在庇佑，故作此器。 赋予所铭记的人以神性，这是早期铭文的重要特征。如保利艺术博物馆藏有一件有铭铜盨，据裘锡圭考释，《燹公盨铭文》全铭释文如下： 天令(命)禹尃(敷)土，堕山，濬川；迺(乃)畴方，埶(设)征(正)，降民，监德；迺(乃)自乍(作)配，卿(嚮)民；成父母。生我王，乍(作)臣。氒(厥)美唯德，民好明德，任才在天下。用氒(厥)邵好，益口懿德，康亡(?)不楙(懋)。老(孝)友口明，经齐好祀，无悖心。好德婚媾，亦唯协天，敏用考(孝)申(神)；复用祓禄，永孚于宁。燹公日：民又(?)唯克用兹德，亡(无)诲(悔)。(19)  燹公盨铭文拓本 裘锡圭指出：“从器形和铭文字体看，其时代当属西周中期后一段。……铭文的格式和内容与一般西周铜器迥异，劈头就说天命禹治水，天为民立法立王，导民以德，接着以较多文字讲民之好德者应如何行事，最后以燹公说民当用德的一句话作结。……从这篇铭文可以知道，当时人的确把禹看作受天之命平治水土的神人，……天授洪范九畴以为人世大法的说法，在当时应已存在。”(20)在上古传说中，禹有神性，是上天派来治水理政的。《尚书·洪范》就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