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沈义父《乐府指迷》：区别于诗、曲的词体观 《乐府指迷》是南宋的一部重要的词话，是南宋中后期词发展到又一个新阶段的理论总结。《乐府指迷》作者沈义父的具体生卒年不详，从其生平事迹考察，主要生活于南宋理宗时期，此时距北宋灭亡已有一百二十余年。词坛呈现出新的面貌：其一，词体已经由音乐口头文学逐渐演变为案头书面文学；其二，民间新兴的曲艺文学对词体的浸润渗透日益显著。如何面对这种变化，如何认识新形势之下的词体特性，《乐府指迷》提出了新的见解。需要强调的是，《乐府指迷》是南宋词坛唯一准确认识以上所说的“新面貌”的理论表述。这些理论见解使之成为唐宋词学史上的第三座里程碑。 沈义父的理论见解主要指向两个方面。 第一，音乐与文字之间。词是配合燕乐的歌词，在相当长的时期，词的文本被视为音乐的附庸。随着词体的演进，由音乐形态渐变到与音乐脱离的文学体裁。南宋之后，“以诗为词”的进程加速，歌词逐渐成为远离音乐“不可歌”的案头书面文字。沈义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自己的看法，主张既要正视词体已经基本上成为书面文学形式的现实状况，又要尽可能地保持词体的传统音律特性，表现出宏通的词体观念。 《乐府指迷》十分注意诗词之辨，开篇就强调“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33)，在他看来，是否协律是词体与诗体的重要区别。沈义父主张重视词腔、词律这些与诗歌相区别的具有音乐特性的词体因素。同时沈义父也看到当时词的创作现实状况为“腔律岂必人人皆能按箫填谱”，很多填词的人并不精通音律，与以往填词以配乐的传统方式完全不同了。面对这种状况，既属无奈，又须正视。为了能够继续体现词体的音乐特性，沈义父主张采取变通的办法，“将古知音人曲，一腔三两只参订”。词的腔律失传，但在精通音律的古人的词作中，文字四声的搭配还是渗透浸润了音律的因素，沈义父主张由文字推求音律，可以最大程度保持词体的音乐特性。虽然不再用于歌唱，但也尽可能地保持词体原本具有的流畅婉转的某些歌曲特点。 沈义父论及的“音律”指的是词的字声，而不是词乐。沈义父说：“盖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这点李清照《词论》中也曾谈到，但二人的切入点是不同的，李清照讲的是词合乐的问题，而沈义父讲的是格律。沈义父很清醒地看到了当时已经有许多人写词不再合乐，唱词的时代已是一去不复返，所以沈义父讲的所谓“知音”“音律”，其实只是在强调词的“格律”，即所谓平上去入，这种对字声的强化其实是强调案头化词的写法，而不是按词乐填词。 在努力保持词体音律特性的同时，沈义父对词体书面文学的新特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乐府指迷》提到“词法”： 壬寅秋，始识静翁于泽滨。癸卯，识梦窗。暇日相与倡酬，率多填词，因讲论作词之法。 这是首次在词学文献中提到“词法”，是词学史上值得重视的现象。词法范畴借鉴于“诗法”。在诗学领域，“诗法”是具有特定内容的的诗学著作，主要讨论诗体内在形式的特点。《乐府指迷》引入诗法的理念来谈论词的作法，实际上表现出沈义父新的词学观：正视词体已经成为书面文字的现实，借鉴论诗的理念论词。《乐府指迷》中开始大量关注词的文学的一面，他遍论“词的作法”，即字法、句法、章法、词作风格等，专论达八条之多。另外在其他条中也多涉及到怎样安排词的结构、怎样遣词造句、强调词要古雅、咏物词最忌说出题字、强调词风清劲而不生硬的特点等等。这些具体而微的指导都是针对词的文学层面的写作，说明当时词体已非常案头化，词被当成了一种案头的文学作品来阅读欣赏，而并不像北宋之前词仅仅被当成流行音乐来对待。 南宋之后词体实际上已经成为诗体的一种，除了少数民间艺人通过口耳相传还保留词的演唱曲调之外，文人填词仅仅是依据格律而不是乐谱，词成了文人们案头欣赏的一种文学体裁。《乐府指迷》是第一部正视这种变化而且作出理论总结的词学著作。 第二，古诗与缠令之间。南宋中期以后，词坛的雅俗分化日益显著。一方面“以诗为词”向极致发展，有些词甚至有古诗之风；一方面一些新的俗文艺演唱形式，如嘌唱、缠令、缠达、唱赚等开始大量流行，不仅赢得了下层受众的欢迎，还影响到部分文人填词的风气。面对词坛的这种雅俗分流、各趋极端的局面，沈义父明确指出：二者皆不可取。 首先，沈义父反对俚曲化的倾向，强调在作词时“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明确反对把词写成不雅的缠令。所谓缠令是新兴起的俗曲形式，又简称“缠”，有引子，有尾，中间可以组合同一宫调不同曲牌的若干只曲子而构成一个套曲，这与元散曲的结构大致相同。北宋刘攽《中山诗话》提到“缠声”：“近世乐府为繁声加重叠，谓之缠声，促数尤甚，故不容一唱三叹也。”(34)与此相关联的还有“唱赚”，南宋耐得翁《古杭梦游录》记云：“唱赚，在京师日，有缠令、缠达。有引子，尾声为缠令，引子后只以两腔互迎，循环间用者为缠达。中兴后，张五牛大夫因听动鼓板中，又有四片太平令，或赚鼓板，遂撰为赚。赚者，误赚之意也；令人正堪美听，不觉已至尾声；是不宜为片序也。”(35)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二○载：“凡唱赚最难，兼慢曲，曲破、大曲、嘌唱、耍令、番曲、叫声，接诸家腔谱也。”(36)可见唱赚是融汇众家之长的歌舞伎艺，它的音乐范围很广，既包含有传统艺术歌曲，也有当时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民间歌曲。唱赚的伴奏乐器为鼓、板、笛等，与词体的伴奏乐曲也有所不同。现在独立的缠令已不存在。《刘知远诸宫调》用缠令三套，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用了四十三套(37)。如《西厢记诸宫调》中的《中吕调·香风和缠令》大量使用口语俗语，如“儿”“个”“不”等，内容直白浅露，曲辞非常鄙俗，这正是当时流行于瓦肆民间小调的特色。南宋中后期一些填词者受新兴的唱赚、缠令的影响，表现出俚俗的倾向，《乐府指迷》对此表示反对： 秦楼楚馆所歌之词，多是教坊乐工及市井做赚人所作，只缘音律不差，故多唱之。求其下语用字，全不可读。甚至咏月却说雨，咏春却说秋。如《花心动》一词，人目之为一年景。又一词之中，颠倒重复，如《曲游春》云：“脸薄难藏泪。”过云：“哭得浑无气力。”结又云：“满袖啼红。”如此甚多，乃大病也。 他认为教坊乐工与市井赚人所作虽是合乐，但“下语用字，全不可读”，甚至连基本的文义都不通。沈义父反对为了协律、可歌而采用非常鄙俗的语言，更强调词要保持文雅。 沈义父还强调严格遵守“调有定句，句有定字”的填词规则，反对在词中混入与此规则相悖的“嘌唱”一类俗曲： 亦有嘌唱一家，多添了字。吾辈只当以古雅为主，如有嘌唱之腔不必作。且必以清真及诸家目前好腔为先可也。 “嘌唱”艺人在现场演唱时往往随意增添衬字，以求得各种效果；但也破坏了词体的规范性。沈义父在这里强调词要“定句”“定字”，反对学习“嘌唱之腔”，其实是词体格律化的表现，是尚“雅”避“俗”的表现。 其次，沈义父反对填词的另一极端——过度追求古雅，把词写得生硬、晦涩。沈义父以姜夔词为例指出：“姜白石清劲知音，亦未免有生硬处。”姜夔之词正如清人周济所说：“白石词如明七子诗，看是高格响调，不耐人细思。”(38)认为姜词有追求古雅的色彩。谢章铤认为姜夔词：“字雕句炼，雕炼太过，故气时不免滞，意时不免晦。”(39)可见姜夔词的确有太过雕饰之处。沈义父认为过度运用经史入词可能会造成生硬，即用典不够浑融，使整首词有支离破碎之感。 沈义父同时反对词“下语太过晦涩”，他认为吴梦窗词有的地方太晦涩，令人不可晓。南宋末年的张炎也认为吴文英词有凝涩晦昧处，《词源》指出：“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此清空质实之说。梦窗《声声慢》云：‘檀栾金碧，婀娜蓬莱，游云不蘸芳洲。’前八字恐亦太涩。”(40)清人周曾锦《卧庐词话》亦曾指出：“梦窗词雕琢太过，致多晦涩，实是一病。”(41)张伯驹《丛碧词话》甚至评论：“只就字面饾饤雕饰，自首至尾，使人不解，亦不知其自己解否。”(42)吴文英词意象奇特浓密且时空多加转换跳跃，使事用典冷僻而又赋予独特阐释，语言艳丽又深加锻炼雕琢，语句转折多用实词而使气息塞窒，因而读梦窗词往往会有晦涩难懂之感。《乐府指迷》对这种过求古雅而堕入生硬晦涩的词风表示反对。 沈义父一方面提出“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另一方面又指出“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在反对俚俗和古奥两种极端倾向的同时，举出了理想的典范——周邦彦： 凡作词，当以清真为主。盖清真最为知音，且无一点市井气。下字运意，皆有法度，往往自唐宋诸贤诗句中来，而不用经史中生硬字面，此所以为冠绝也。沈义父对周邦彦的称赞正是着眼于雅俗之际：既“无一点市井气”，指其远离俚俗；又“不用经史中生硬字面”，又避免陷于古奥之失。近人陈匪石说：“周邦彦集词学之大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凡两宋之千门万户，清真一集，几擅其全，世间早有定论矣。”(43)清真词在词律、词法、词意等方面兼有众长，可谓词学领域内“集大成”的经典。 沈义父的《乐府指迷》对词体的重新审视、对词坛弊端的批评，以及对周邦彦的推崇等一系列的词学见解在词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他所面对的是南宋中后期词坛的新局面，主要矛盾已不同于五代时期的文人词勃兴和北宋末年的诗词之辨，而是远离传统词乐并受到俗乐影响的词体现实，《乐府指迷》对词坛现实的分析和批评，在南宋词学史上可谓高屋建瓴。 词史发展有其规律，不同时期会呈现出不同的主流审美特征，并且会涌现出引领时代的大家，这些大家往往会被视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词人。词学史的发展也是如此，一定时期的词坛风貌和趋势会引发一些词学家的思考，并会发表自己的见解。在词史发展的重要节点上往往会产生一些重要的批评理论文献，这些文献分析透彻，见解深刻，特别是还具有引领未来的意义，因而这些文献就被视为词学史上的里程碑。欧阳炯的《花间集叙》之于文人词勃兴的五代，李清照《词论》之于诗词之辨关键时期的南北宋之际，沈义父《乐府指迷》之于词体定型于案头且受到民间曲艺影响的南宋后期，也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可以说这三座里程碑清晰地勾画出唐宋词学史的发展路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