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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李清照《词论》：诗性的别是一家 李清照《词论》展示的是唐宋词学发展史上第二次辨体之论。 北宋末年，距《花间集》的时代已经走过约一百五十年，词坛面貌已经大为改观，词学家的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考察这一时期的词坛轨迹，最为值得重视的就是“以诗为词”的实践及引发的讨论，以及由此带来的词坛主流风格的变化。这正是李清照《词论》产生的背景。在北宋词坛上，曾出现过不少涉及诗词之辨的讨论(13)，然而李清照的《词论》却是最系统的。《词论》以诗词之辨为核心论题，强调词体的音乐特性，以区别于诗文，努力避免词体受到外部文体的濡染。然而也应看到，李清照努力坚守词体特性排斥诗体的理论武器却已经受到“诗性”的浸染，这一点也许是李清照所没有想到的。 “以诗为词”的论题有显性和隐性两个层面的表现。 显性层面的“以诗为词”是由苏轼引发的。苏轼不仅在创作上引诗的题材、语言、风格入词，而且在理论批评层面明确提出诗词同理、诗为词源的观念(14)。苏轼特立独行的豪放词风是北宋词坛上最为引人注目的风景，因迥异于传统的词体风格引起时人的非议。苏门弟子陈师道云：“退之以文为词，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人之工，要非本色。”(15)又云：“苏子瞻词如诗，秦少游诗如词。”(16)指出苏词具有诗的品格和气质，与本色当行的词有着明显的不同，其批评之意显而易见。晁补之也说：“苏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黄鲁直间作小词，固高妙，然不是当行家语，是著腔子唱好诗。”(17)晁氏对苏轼的评论颇可玩味，“横放杰出”看似褒扬，而“曲子中缚不住者”已隐有微辞。对黄庭坚词的批评则是直截了当，指出其词似诗非当行本色。苏门弟子对苏词风格向诗体靠近的倾向多持否定态度。应该说，苏轼“以诗为词”的主张在北宋受到的批评多于肯定。 隐性的“以诗为词”更应该引起重视。 词继诗而兴，又称为诗余，与诗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词体在擅长诗歌的文人手中发展嬗变，很快即被诗体强大的磁场所吸引，走上以诗为词的道路，词体开始体现诗歌的功能，扮演诗歌的角色。花间词人韦庄，将身世之感打人词中，已开始偏离“男子而作闺音”的代言模式。李后主的词“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18)，将抒发感慨的作诗传统引入词中。北宋的文人词，如晏、欧，如苏门学士莫不将诗情诗思寓于词中。北宋末年周邦彦的词更具有诗性特质，袁行霈先生曾指出：“周邦彦的词是一种诗味很浓的词，或者说是文人气很浓的词。”(19)时代变化了，填词主体的文化身份、审美品位也发生了重要变化。 在“以诗为词”思潮的冲击下，北宋末年词坛无论是创作还是观念皆显得繁盛而迷乱。在新的形势下，词体原始形态的本色当行多有与时代不相和谐之处，唐五代、北宋初年词学家所持的诗词之辨显然已经不合时宜。如何重新认识词体，或者说将词体进行新的审美认识是面临的新课题。尤其是如何认识词体与诗体的关系，亟须一种适应新时代精神的词体观。李清照的《词论》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李清照所处的时代，词坛的主要问题是诗词之辨，也就是说应该怎样处理词与诗的关系。《词论》主要即为此而发。李清照《词论》的核心观点是“词别是一家”(20)，即强调词是音乐文学，是配合乐曲演唱的歌词，与诗文等其他体裁的书面案头的文体不同，由此明确诗词之辨。同时，《词论》又是一部融入诗学理念的词学文献，在阐述题材内容、语言风格等方面的主张时，摒弃了《花间集叙》所强调的“艳”，已经融入诗学的元素。 词体具有显著的歌唱特性，有口头表现的特殊要求。李清照“别是一家”辨析诗词差异的基本论据是：“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所谓“五音”“五声”“六律”“清浊轻重”皆为发声方法。《词论》罗列词体种种特殊的要求，旨在说明一个问题：诗文分平仄仅仅具有语言抑扬顿挫的效果，而词体因与音乐相结合，则有更为复杂的变化，这些因素的综合使用直接影响到演唱效果是否和谐美听。填词的基础是词调，而词调本身具有音乐的声情特色，不同的宫调宜于表达不同的情感、体现不同的风格，自有其内在规律。词体对与音乐相配合的语言要求很高，非精于此道者不能掌握，这些都体现了与诗体的差异。“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的原因亦在此。晏、欧、苏三人，本为著名的诗人，其词在风格上亦能体现本色的委婉，但如果以词体的配乐可歌、音律和谐的专业要求来衡量，仍有较大的差距。 除了阐述“词别是一家”的核心理论之外，李清照对词体的思想审美品格也加以阐述，批评了当时词坛的种种弊病，其批评理念和方法多融入诗学的因素。李清照将诗学的雅正思想引入批评之中，首先是思想的雅正，批评唐代之后“郑、卫之声日积，流靡之变日烦”，南唐词人“语虽奇甚，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所谓“亡国之音”即荒淫误国的“流靡”音乐。正如谢桃坊先生所说：“她论词仍主传统的‘温柔敦厚’的诗教，在论唐五代词时，既反对郑卫之声，也不称赏亡国之音。”(21)晚唐以来词为艳科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欧阳炯《花间集叙》明确歌词就是“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艳”，“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花间词人更是绮靡词风的代表，如温庭筠词“香而软”(22)，牛希济词“芊绵温丽极矣”(23)。李清照对所谓“本色”的绮靡之风提出批评，否定词体的艳科色彩，其思想方法深受诗教因素的浸润。其次李清照提倡语言的文雅，批评柳永的词“词语尘下”。柳永是北宋俗词的代表，“冶游之作居其半，率皆轻浮猥媒，取誉筝琶”(24)，“以其鄙曼之辞，缘饰音律以投时好”(25)。柳词迎合了受众和时尚的需要，因而赢得了下层的广泛爱好。《艺苑雌黄》称柳永词“言多近俗，俗子易悦”(26)。黄昇也说：“耆卿长于纤艳之词，然多近俚俗，故市井人悦之。”(27)尚雅黜俗是诗学的重要内容，强调诗歌在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等方面合乎雅正，注重作品的社会效果。 《词论》提出了新的词学审美范畴。李清照批评北宋晏几道、贺铸、秦观等人的词：“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谢桃坊分析《词论》提出的系列范畴：“主张既要铺叙，又须典重；既主情志，又尚故实。这样的要求是极高的艺术境界。”(28)这些均是由诗学审美范畴借鉴转化而来。彭玉平教授曾对“故实”一词在涵义上的变迁进行追溯，指出刘勰《文心雕龙》、锺嵘《诗品序》等诗学著作皆曾使用“故实”，并进一步分析：“由故实而带来的富贵态所针对的反面情形应该是尘俗和村野，所以所谓‘富贵态’其实也是一种大雅的艺术表现。”(29)诗学范畴的借鉴运用，使李清照《词论》呈现出词体特征论新时代的亮色。 李清照《词论》所呈现出的词体观念——即努力保持词体音乐文学的审美特色，又适度融入诗体的审美品质—一在南宋词坛上成为引人注目的潮流。如辛弃疾的词不仅诗情澎湃又有合于音律的“当行”之誉(30)，正如叶嘉莹先生所说：“辛氏乃是一个能以英雄豪杰之手段写词而却表现了词之曲折含蕴之特美的一位杰出的词人。”(31)又如姜夔以“知音”闻名，其词又最具“诗性”，刘熙载说：“姜白石词幽韵冷香，令人挹之无尽，拟诸形容，在乐则琴，在花则梅也。”(32)以琴和梅比喻白石词是对其诗性意味的最好说明。这里需要说明，本文并非要说《词论》对辛、姜二人产生了直接影响，而是要指出：词体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在创作及理论上有所表现，辛、姜在创作中表现之，李清照的《词论》则是在批评理论领域表现的突出代表。 李清照的《词论》在词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是继欧阳炯《花间集叙》之后对词体特性系统表述的第二篇重要文献。如果说《花间集叙》表述的是以花间词人为代表的唐五代词学家的词体观，那么，李清照的《词论》则是对花间词后词体经过一百余年的发展所做的一次新的历史性总结，是经历了北宋百余年发展之后，对词坛现实的批评。《词论》对《花间集叙》所强调的艳体特色加以修正，用诗学理念熔铸了新的词体观。可以说李清照的《词论》是宋代词学史上第一个融入诗学理念的系统词学著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