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能否做官：争议最热烈的问题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人民出版社读书会特别推出了“中共往事之峥嵘岁月”特别专题，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专家李蓉撰写的“党的代表大会”系列丛书中摘选若干篇鲜为人知的“中共轶事”。在该系列丛书中，作者运用最新的档案文献资料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共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进行了全方位、多视角的展示，披露了大量详实的史料，让人读来饶有兴味。
    
    
    
    
    峥 嵘 岁 月
    推荐人：李倩文
    
    推荐理由：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成立了。1921年7月在上海和嘉兴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李蓉所著的《中共一大轶事》主要关注党在创立之际所发生的系列事件，揭示了一大对中国革命产生的深远影响。其中有一个议题引起了大家的激烈争论，这就是：党员能否做官。
    

    1921年7月23日开幕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经有过热烈的争论。争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会发生争论呢？
    据保存在共产国际档案中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指出：“代表大会的第三、四、五次会议专门研究了纲领，有些问题经过长时间辩论以后，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只有引起热烈争论的一点除外。这一点就是党员经执行委员会许可能否做官和当国会议员。”
    关于共产党员能否做官和当国会议员问题，“有两种意见，一方坚持认为，我们的党员做官没有任何危险，并建议挑选党员做国会议员，但他们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另一方则不同意这种意见”。不论是否经过执行委员会许可，都不能做官和当国会议员。
    在中共一大的“第三次会议上，代表们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在第四次会议上，辩论更加激烈”。
    “一方坚持认为，采纳国会制就会把我们的党变成黄色的党，他们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例子说明如下事实：人们进入国会，就会逐渐放弃自己的原则，成为资本家阶级的一部分，变成叛徒，并把国会制看成是斗争和工作的唯一方式。为了不允许同资产阶级采取任何联合行动，为了集中我们的进攻力量，我们应当在国会外进行斗争。况且，利用国会也不可能争得任何改善，而进入国会，就会使人民有可能认为，利用国会，只有利用国会，我们才能改善自己的状况和发展社会革命事业。”
    “另一方坚持主张，我们应当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如果我们不相信在二十四小时内可以把国家消灭掉，或者说，如果我们不相信总罢工会被资本家镇压下去，那么，政治活动就是必要的。起义的机会不会常有，只是在极少数时候才会到来，但在和平时期，我们就应做好起义的准备。我们应该改善工人的状况，应该开扩他们的眼界，应该引导他们参加革命斗争和争取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的斗争，因为公开宣传我们的理论，是取得成就的绝对必要条件。而利用同其他被压迫党派在国会中的联合行动，也可以部分地取得成就。但是，我们要向人民指出：想在旧制度范围内建立新社会的企图是无益的，即使我们试图这样做也是徒劳的。工人阶级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因为不能强迫他们进行革命。否则，他们就会对国会抱有错误的看法，采取和平时期的方式，而不采取急进的手段。”
    因为争议激烈，“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不能作出结论。只好留到下次代表大会去解决。至于谈到我们是否应该做官的问题，这个问题有意识地回避了，但是，我们一致认为不应该当部长、省长，一般说不应当担任重要行政职务。在中国，‘官’这个词普遍应用在所有这些职务上，不过，我们允许我们的同志当类似厂长这样的官。”
    按照陈公博的回忆，在中共一大上有两个引起严重争论的问题，一个是党员能否做官的问题，一个则是是否批评孙中山的问题。
    陈公博说，中共一大党纲中有一条是“禁止党员做政府官吏或议会议员，或者甚至中学和大学校长，即使是政府指派的，也不许做。反对者认为，教育工作不应列入官吏一类，而且党员应在一切可能的地方，甚至在政府职位上，积极活动。由于未能获得这些反对者的赞同，这条规定留待下次大会决定。而在这点上陈独秀的态度是中立的。”这和保存在共产国际的、也是董必武和李汉俊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完全一致。
    1937年，董必武在和到陕甘宁边区访问的美国人尼姆·韦尔斯（斯诺的夫人）会谈时谈到创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他说：“我们决定制定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宣言”。“辩论的一个观点，是党员可不可以当官和做技术工作。一些人反对这种做法。通过的决议是一种‘关门’政策，保持党员的秘密和‘纯粹’。”董必武回忆，这个问题的说法和他当年与李汉俊共同起草给共产国际报告时的内容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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