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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进士行卷之“三百首” 前文曾引韩愈元和元年(806)《荐士》诗，其目的是推荐孟郊：“李翱分司洛中，荐郊于留守郑余庆。”(41)其实早在贞元九年(793)，当孟郊下第后，韩愈送其往谒徐州张建封，即作《孟生诗》以赠别，首八句曰：“孟生江海士，古貌又古心。尝读古人书，谓言古犹今。作诗三百首，窅默咸池音。骑驴到京国，欲和熏风琴。”(42)孟郊骑驴赴京师之前，已经编就了数量为三百首的诗集(43)，其目的自然是为行卷而作。借此线索，我们可以概括出唐人进士行卷与文学活动中一个规律性现象，那就是中唐以后出现的行卷以一集三百首为度的传统。 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一“荐举不捷”条：“张祜元和、长庆中深为令狐文公所知。公镇天平日，自草荐表，令以新旧格诗三百篇表进。献辞略曰：‘凡制五言，苞含六义……’”(44)韩愈荐孟郊时，孟郊“作诗三百首”；令狐楚荐张祜，也“令以新旧格诗三百篇表进”，且称其五言诗得“六义”之遗意，实不当以偶然现象视之。这两则材料背后反映了中唐以降，行卷的部头加大，并渐而形成了十卷三百篇的传统。 关于唐代举子之行卷，自陈寅恪、冯沅君以至程千帆、傅璇琮诸先生，皆有精辟的论述。从文献形制来看，卷子时代一帙装十卷为通行习惯，而举子行卷亦多投十卷。比如元结《文编》十卷之编纂，即专为纳省卷而作(45)，皮日休仿效《文编》，自编《文薮》十卷以“贡于有司”。当然，由于元结、皮日休二人行卷以文为主，故篇目不合三百篇之数目(46)。而中唐以后士人科考专以诗歌为行卷者，每每编诗成“三百首(篇)”，以为干谒之用。在唐人赠诗中，尚多存此种史料，兹举数例。杜荀鹤《投郑先辈》：“两鬓欲斑三百首，更教装写傍谁门。”(47)据诗题知编诗三百而行卷。杜荀鹤又有《题仇处士郊居》诗曰：“笑我有诗三百首，马蹄红日急于名。”(48)所谓“急于名”，亦能见出“有诗三百首”的功利目标。他如大历间王鲁复《诣李侍郎》诗曰：“苦心三百首，暂请侍郎看。”(49)其事由及叙述模式同杜荀鹤《投郑先辈》如出一辙。又杜牧《送李群玉赴举》：“玉白花红三百首，五陵谁唱与春风。”(50)诗题诗句互证，亦可见杜牧“玉白花红三百首”系就李群玉赴科举所携行卷而发。实际上，李群玉赴举时确实编有诗集三百首，并曾进献给唐宣宗，其《进诗表》曰：“谨捧所业歌行、古体、今体七言、今体五言四通等，合三百首，谨诣光顺门，昧死上进。”(51)恰可互证。清人冯集梧注杜牧诗“玉白花红三百首”引《论语疏》曰：“诗三百者，言诗篇之大数也。”(52)实际上，前引多条资料之“三百首”，若按冯集梧理解的泛泛而称“诗篇之大数”，便遮蔽了中唐以后投谒献诗之诗集存诗三百首的真实情况。 本节开篇已经据韩愈诗及宋人载记考明孟郊有《咸池集》三百首以行卷，其实孟郊在自作诗中对这一传统也有文献留存，孟郊《送魏端公入朝》曰：“何当补风教，为荐三百篇。”(53)注释者谓“三百篇，即《诗经》”(54)，恐未得其确诂。详孟郊诗意，是希望魏端公入朝后荐举孟郊“三百篇”之集，由此亦能看出用于投谒目的之别集实际在各种途径的进身过程中都有媒介价值。 程千帆先生在《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中详考唐人行卷之卷数后加以总结说：“关于一个人每一次应当投献多少卷轴，每一卷应当包括多少内容，是没有一定的。……行卷的轴数以及文字的篇数多少可任意，但贵精不贵多。”(55)这是立足于唐人行卷千姿百态的宏观概括。笔者在此要指出的是，中唐以后确曾存在行卷投诗三百首这样一种风气，甚至令狐楚在向皇帝举荐张祜时也循守此传统而“令以新旧格诗三百篇表进”，足见在当时此风气之流行。 那么，究竟是先在士人阶层形成别集三百篇的风气进而影响到了进士行卷，抑或是这一风气先在进士行卷时形成，转而影响到了以后士人阶层非行卷目的之别集的编纂?就目前所掌握到的材料来看，还很难下一论断。不过这两类材料共同证明着唐人别集篇目源自于《诗经》选录三百篇的影响，这也是本部分重点关注的问题之所在。至于何以中晚唐会兴起这样一种编集三百篇的风气，一方面自然是《诗经》影响下求整数的心理，另一方面应当也与一帙十卷容纳篇章的行数、字数有很大关系。文献制度影响甚至决定文献义例和文本形态，形成传统后又会反向作用，笔者拟另文加以考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