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编集以一帙十卷三百篇为度 晚唐僧鸾《赠李粲秀才》诗曰：“十轴示余三百篇，金碧烂光烧蜀笺。”⑦这两句诗对于考证唐代别集制度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关于唐代及先唐书籍一帙以装十卷为常法，《金楼子》等书所载卷帙数目已经有明确的记载，近代以来论者亦已详考。⑧僧鸾所谓“十轴示余”，正表明李粲秀才出示了诗集一帙，一帙中恰装有十卷，皆为据实而写。 尤当关注的是，僧鸾称李粲秀才十卷诗合计“三百篇”，这实际也是对当时个人诗集选诗三百篇的忠实呈现。顾陶《唐诗类选后序》中称李敬方“家集已成，三百首中，间录律韵八篇而已”⑨。所谓“家集”，是指藏于家的诗文集祖本，此为家集留存三百篇之例。齐己《读贾岛集》：“遗篇三百首，首首是遗冤。”⑩又齐己《偶题》：“君看三百篇章首，何处分明著姓名。”(11)此为文士身后留诗三百篇之例。王定保《唐摭言》卷十曰：“崔橹慕杜紫微为诗，而橹才情丽而近荡，有《无机集》三百篇，尤能咏。”(12)宋晁公武叙录唐末王贞白《灵溪集》曰：“手编所为诗三百篇，命曰《灵溪集》云，庆元中洪文敏公迈为之序。”(13)此为成型定本别集收诗三百篇之例。诸多例证显示唐人诗集录诗皆为三百篇，难道只能用巧合加以解释吗?其中似有未发之覆。 中唐儒臣权德舆《权载之文集》中集序颇多，且权氏集序有一个不同于他人的特点，即他注重在集序中记录唐集制度。兹摘引权德舆集序涉及唐集收诗三百首之例三则，从中可见当时这一风气的流行。权德舆《左谏议大夫韦公诗集序》曰：“自贞元五年，始以晋公从事至京师，迨今十年，所著凡三百篇，尝因休沐，悉以见示。”(14)又《送马正字赴太原谒相国叔父序》：“稽其质文，总其要会，尝出其所制三百余篇以示予，皆净如冰雪，粲若组绣，言诗者许之。”(15)又《左武卫胄曹许君集序》：“韩以其诗三百篇授予，故类而为集。”(16)韦、马、许三人之诗集请权德舆作序，自然是编定之本，而非未定草或全帙诗汇，则权氏之言当据所见诗集篇目而发。 如果说上引诸人终其一生作诗数目恰为三百篇的话，那也太过理想化，于情于理皆未安。实际上，唐人无论自编诗集，还是他人代编，都会经历过一个删存程序。在这一程序中，诗集三百篇的数目被人为地构建出来，并被看作是对《诗经》传统的模仿。自编诗集之例如郑谷，他在《云台编自序》中说：“谷勤苦于风雅者，自骑竹之年，则有赋咏，虽属对音律未畅，而不无旨讽。”(17)乾宁三年，凤翔李茂贞犯阙，昭宗奔华州，郑谷从之，居云台道舍，自编其诗为《云台集》，“遂拾坠补遗，编成三百首”(18)。宋人童宗说在重刊《云台编》时也特意点出郑谷编此集寄寓了乱世中沿承六艺诗教的心曲：“守愚独能知足不辱，尽心于圣门六艺之一。”(19)郑谷编集形式上的三百篇与内在精神上的尽心于六艺是相通的，因此毋宁说“编成三百首”是郑谷诗歌风雅精神的外在投射。他人代编之例如刘禹锡《澈上人文集纪》曰：“其门人秀峰捧先师之文来乞辞以志，且曰师尝在吴，赋诗二千首，今删取三百篇，勒为十卷。”(20)类似例证还有前揭齐己“一千篇里选，三百首菁英。玉尺新量出，金刀旧剪成”(21)，更是明确地点出了“三百首”经过玉尺量、金刀剪，最终从“二千首”“一千篇”里选出了精华。古人编集传统上会经过删汰精选的过程，这一点在集部之学的领域似为学人常识；但中晚唐诗人删汰精选之后多保留“三百首菁英”，却俨然是唐人编集一个具有规律性却未受关注的现象。 不单诗集如此，唐人文集受到诗集编例的影响，也往往删存文章三百篇而录为一集。黄滔《司直陈公墓志铭》：“其所为文，扣孟轲扬雄户牖。凡三百篇，有表奏牍，颇为前辈推工。”(22)考虑到文章篇幅大抵较诗歌为长，唐人通常将文集三百篇析为二十卷，而不像诗集那样分为十卷。同样的例证见于梁肃《唐故常州刺史独孤公毘陵集后序》：“于是缀其遗草三百篇，为二十卷，以示后嗣。”(23)据李舟《独孤常州集序》曰：“常州讳及，有遗文三百篇，安定梁肃编为上下帙，分二十卷，作为后序。”(24)据此可知梁肃所编《独孤及文集》，并非独孤及恰好有这三百篇，而是经过了梁肃的简择。另外，李泌的文集由于“皇上负扆之暇，思索时文，征公遗稿”，乃由梁肃“录于公子繁，且以序述，见托公之执友。”(25)据梁肃《丞相邺侯李泌文集序》所云，梁氏所编李泌文集恰好“凡诗三百篇”(26)。就梁肃有意识地应用“三百篇”编例看来，似乎中唐时期已然形成了这样一种潮流。再如李适文集，乃贾至为其撰《工部侍郎李公集序》，考李季卿《拪先茔记》曰：“异时述口三百篇，永泰中小宗伯贾公至为之叙。”(27)永泰(765-766)为唐代宗年号，为中唐之肇始。又樊宗师《大唐故朝散大夫太子左赞善大夫南阳樊府君墓志铭并序》曰：“家无十金，箧有万卷，著文凡三百篇。”(28)也是处于中唐时期。 此外，唐人在诗友唱酬时，无论对方诗作究竟有多少，诗人也往往喜欢概言之曰“三百首(篇)”。比如杜荀鹤《维阳逢诗友张乔》诗先以“直应吾道在，未觉国风衰”之风雅传统自勉，结句曰：“雅篇三百首，留作后来师。”(29)权德舆《奉酬从兄南仲见示十九韵》：“诗成三百篇，儒有一亩宫。”(30)杜、权二人皆在述说中隐寓着将诗作与《诗经》背后儒家传统相融汇的意向。又杨巨源《题表丈三大夫书斋》曰：“诗题三百首，高韵照春霞。”(31)郑谷《送田光》：“理棹好携三百首，阻风须饮几千分。”(32)这类诗句单独来看也许很难发现问题意识的生发点，但在前文所述及的“三百首菁英”背景之下，将诸诗句比类而观之，则可推断诸人所言之“三百首”，亦虚亦实：所谓“虚”，是指此处“三百”之“三”为概数，汪中《释三九》一文中论证颇详；所谓“实”，是指众人异口同声称“三百首”，有着真实的文化心理之背景，即中晚唐诗集删存三百首的传统。 正是在这样的风气之下，崔祐甫为崔日用撰《齐昭公崔府君集序》时，以估计的口吻称“诗几三百篇”(33)。此外，唐人在为某人撰写墓志铭时，也往往以估计的口吻称其存诗“三百篇(首)”，我们不妨看一个唐人墓志的例子。卢光济《唐故清海军节度掌书记太原王府君墓志铭》曰：“府君讳涣……凡寓怀触兴、月榭春台，兼名友追随、词人唱和，所赋歌什约三百篇。又庆贺之词，吊祭之作，曰笺、曰启、曰诔、曰铭，复约三百首。”(34)王涣(859-901)去世后，家集尚未编就，“首尾亡序，不成具集”，故卢光济约略计之。参观前揭唐人编集删存“三百”的传统，我们便可理解卢光济之估计实际有着时代传统之背景，其事未必然，其理未必不然。 这一“三百首菁英”的风气一直延续到五代北宋时期，诗人编集仍承续存诗三百的传统。例如南唐邵拙“著书埒韩、柳，有诗三百篇，尚书郎孙迈为之序，命曰《庐岳集》”(35)。南唐方守禋为“漳州漳浦县主簿，有诗三百篇曰《仙岩集》”(36)。刘吉“有诗三百首，目为《钓鳌集》，徐铉为之序”(37)。尽管政治格局上唐与南唐不啻两截，但文化传统的延续却由此例可窥见一斑。明了这一编集传统之大背景，当我们重新审视成书于公元1000年左右的《十抄诗》时(38)，当会意识到“本朝前辈钜儒据唐室群贤全集，各选名诗十首，凡三百篇，名题为《十抄诗》”(39)，不单远绍《诗经》的范式，而且近承唐集之传统。 综上可见，唐人诗集存诗三百首受“《诗》三百”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仅以此点来解释唐人诗集、文集多删存三百篇尚显浮泛，因为这一现象的揭示同时也会面临伴生的问题：何以先唐及两宋以后没有类似鲜明的编集特征出现，却偏偏出现在唐代?通过重新审视前揭史料，进而可发现一个较为隐蔽的规律：唐集录存三百篇的现象无一例外地在中晚唐时期才出现(40)。这又当如何解释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