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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风谣：以明天会发生什么来引导受众——文体表达内容的转换 风谣、谣俗、谣言、歌谣、童谣等，重心在“谣”，歌唱而不用乐器伴奏称“谣”，主要指民间流行的歌谣，《国语·晋语六》：“辨袄祥于谣。”[17](P147)“谣”的功能就在于人们用以“辨祅祥”，具有新闻性，其在传播上的特性，就是具有最大的传播面与拥有最广泛的群众。因此，统治阶层常常极大关注讴谣，用以视民意、辨祅祥。如《汉书·韩延寿传》载，韩延寿任颍川时考察“政教善恶”，“乃历召郡中长老为乡里所信向者数十人，设酒具食，亲与相对，接以礼意，人人间以谣俗，民所疾苦”；颜师古注：“谣俗，谓闾里歌谣，政教善恶也。”[9](P3210-3211)到东汉，官员奏事要有“谣言”为依据，如《后汉书·蔡邕传》载，蔡邕上封事有“令三公谣言奏事”之语。[18](P1996)“歌谣”成为官员政绩的依据之一，《后汉书·方术列传》：“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18](P2717)《后汉书·循吏列传》载，“光武长于民间，颇达情伪”，“广求民瘼，观纳风谣”，甚至“亟以谣言单辞”而更换地方长官。[18](P2457)《后汉书·刘陶传》“光和五年，诏公卿以谣言举刺史、二千石为民蠹害者。”(李贤注云：“谣言谓听百姓风谣善恶而黜陟之也。”)“由是诸坐谣言征者悉拜议郎。”[18](P1851) 不可把讴谣简单地视作民间的自发产生，如《列子·仲尼》载： 尧乃微服游于康衢，闻儿童谣曰：“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尧喜问曰：“谁教尔为此言?”童儿曰：“我闻之大夫。”问大夫，大夫曰：“古诗也。”[14](P143-144) 从这个传说，可知童谣是人们有意识所造或所传。汉末就有人假造歌谣来伪托民意，《汉书·王莽传》载，元始四年春，“遣大司徒司直陈崇等八人分行天下，览观风俗”[9](P4066)，元始五年秋，“风俗使者八人还，言天下风俗齐同，诈为郡国造歌谣，颂功德，凡三万言”[9](P4076)，粉饰太平以讨好王莽。 讴谣本为“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当前性、新闻性的吟咏，但两汉时讴谣往往有预示前景的内容，如《后汉书·五行志》载： 桓帝之末，京都童谣曰：“茅田一顷中有井，四方纤纤不可整。嚼复嚼，今年尚可后年铙。”……“茅田一顷”者，言群贤众多也。“中有井”者，言虽厄穷，不失其法度也。“四方纤纤不可整”者，言奸慝大炽，不可整理。“嚼复嚼”者，京都饮酒相强之辞也。言食肉者鄙，不恤王政，徒耽宴饮歌呼而已也。“今年尚可”者，言但禁锢也。“后年铙”者，陈、窦被诛，天下大坏。[18](P3283) 预示天下将要大乱。又如《后汉书·五行志》载： 灵帝中平中，京都歌曰：“承乐世董逃，游四郭董逃，蒙天恩董逃，带金紫董逃，行谢恩董逃，整车骑董逃，垂欲发董逃，与中辞董逃，出西门董逃，瞻宫殿董逃，望京城董逃，日夜绝董逃，心摧伤董逃。”案“董”谓董卓也，言虽跋扈，纵其残暴，终归逃窜，至于灭族也。[18](P3284) 后汉游童所作歌谣，其中“董逃”，本只以声为用而并无实义，反董人士巧妙地解说合乐的象声词“董逃”来称董卓最终要逃亡，董卓神经过敏，“以《董逃》之歌，主为己发，太禁绝之”，或“改《董逃》为‘董安’”。[19](P505)或禁止它，或要改变其合乐的声词。《后汉书·五行志》载： 献帝践祚之初，京都童谣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案千里草为董，十日卜为卓。凡别字之体，皆从上起，左右离合，无有从下发端者也。今二字如此者，天意若曰：卓自下摩上，以臣陵君也。青青者，暴盛之貌也。不得生者，亦旋破亡。”[18](P3285) 这应该反董人士的制作，用以预示董卓的败亡。 如果讴谣不仅仅只是预示，而且又有前瞻性诉求、实现性愿景的内容，则极大增强了其传播效应。因为从信息接受心理讲，说出受众的当前需求与潜在需求，才能打动受众、引导受众。与吟诵或批评官员过去政绩的歌谣相比，吟诵未来更有威力，这是利用人们对未来会发生什么的关注，有意识地引导舆论，以发动群众；由此而实现了传播的最高目标——听众的参与。 在动乱时代将起风云之时，这样的歌谣传播出的政治信息更有力量，对局势推波助澜，如“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一来表达楚的复仇决心，二来预示秦必灭亡，增强了人们反抗暴政的信心。又如《史记·陈涉世家》载： 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卒皆夜惊恐。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3](P1950) 如此谣谚宣告了天命，人们正是在“大楚兴，陈胜王”的谣谚中走向起义。又如东汉末年黄巾起义时，造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18](P2299)的民谣，号集民众，迎接造反，给民众以胜利的希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