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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歌在政治宣传中的巨大冲击力——文体的特殊表达方式 “歌”本为个体抒发情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称相传中的歌：“昔者舜鼓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11](P622)《文心雕龙·乐府》称最早的歌： 至于涂山歌于“候人”，始为南音；有娥谣乎“飞燕”，始为北声。[2](P223) 《文心雕龙》所称源于《吕氏春秋·音初》： 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 有娥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隘。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12](P48-49) 最早的歌，是在生活中即兴而随机的创作。 歌虽然强调其抒发内心，所谓“直言不足以申意，故长歌之，教令歌咏其诗之义以长其言”[13](P131)。但只有“听”才能产生效果，《礼记·乐记》所谓“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8](P1545)“乐”的作用在于“同听”。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非常关注“歌”发生场景中的听众的多少。《列子·汤问》载，韩娥“因曼声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对，三日不食”，韩娥“复为曼声长歌，一里老幼喜跃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14](P178)。这是称赏韩娥的歌能打动所有的人。又如宋玉《对楚王问》载： 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15](P628) 歌有“和者”，“和者”这样的听众越多，当然是传播效果越好；这里还特别指出“歌”自身具备怎样的条件，自然会获得怎样数量的听众。 在现实生活中，“歌”的巨大力量体现在集体咏唱上，如《左传》宣公二年： 宋城，华元为植，巡功。城者讴曰：“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使其骖乘谓之曰：“牛则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则那?”役人曰：“从其有皮，丹漆若何?”华元曰：“去之，夫其口众我寡。”[16](P1866) 城者集体咏唱，对歌人少的一方以“其口众我寡”败下场来。“歌”的巨大力量又体现在集体演唱的震撼人心上，《左传》襄公十七年载，子罕为民请命，请求停止筑台，筑者咏歌他的行为，讴曰：“泽门之皙，实兴我役。邑中之黔，实尉我心。”子罕制止筑者曰：如此大型咏歌会影响人心，小小的宋国承受不起。[16](P1964) 以集体咏唱呈现“歌”的巨大力量，并以之震撼人心而取得战争的胜利，这就是垓下之战的数十万人大合唱，甚至比《上林赋》所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的场面还要宏大得多。[15](P128)《史记·项羽本纪》载： 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3](P333) 传说中有称是张良用计，但《史记》中实际并无记载，或认为可能是同为楚人出身的刘邦部队看到数年征战而胜利在望，自发地唱起楚歌。不管是什么说法，总之都是汉军高唱楚歌瓦解了楚兵的斗志。《史记·高祖本纪》又载： 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3](P389) 是刘邦深谙大合唱的作用，又一次安排以大合唱来扩大自己诗作的威力。而历史上的诸多例子也说明，危机时刻以大合唱来鼓动人心，其传播效应是无可比拟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