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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山海经》称“经”的两个取向 笔者认为，《山海经》是一部记录远古时期人们对当时中国境内及周边山川、矿物、动植物及风物的认识和想象，以及与这些地区有关的祀典和神话传说的地理书，这在其主体部分《五藏山经》①中体现的尤其突出。书名中的“经”，仍当理解为“经典”之经，即指“典籍”、“书籍”。西汉刘秀(歆)《上山海经表》曰： 侍中奉车都尉光禄大夫臣秀领校、秘书言校、秘书太常属臣望所校《山海经》凡三十二篇，今定为一十八篇，已定。《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国，民人失据，崎岖于丘陵，巢于树木。鲧既无功，而帝尧使禹继之。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与伯翳主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迹之所希至，及舟舆之所罕到。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质明有信。孝武皇帝时尝有献异鸟者，食之百物，所不肎(肯)食。东方朔见之，言其鸟名，又言其所当食，如朔言。问朔何以知之，即《山海经》所出也。孝宣帝时，击磻石于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缚盗械人。时臣秀父向为谏议大夫，言此贰负之臣也。诏问何以知之，亦以《山海经》对。其文曰：“贰负杀寞窳，帝乃梏之疏属之山，桎其右足，反缚两手。”上大惊。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经》者，文学大儒皆读学，以为奇可以考祯祥变怪之物，见远国异人之谣俗。故《易》曰：“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博物之君子，其可不惑焉。臣秀昧死谨上。 刘歆文中六次提到《山海经》，从其上下文语境来分析，都是指一部书而言。最重要者，刘歆以《山海经》与《尚书·禹贡》相提并论，并认为其书与大禹治水有关。很显然，《山海经》书名称“经”，在刘歆眼里，已与儒家经典、道家经典之称“经”大略相同。经秦火之后，天下篇籍散佚严重，故汉代人十分重视前代书籍。刘歆以为《山海经》也是前代经典，因为书中所述“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质明有信。”为了证明其观点，刘歆还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其中的内容都是信而有征的。退一步讲，如果书名中“经”字做“经历”、“推步”讲，书名应当是“经山海”才对，要不然就不能成词了。 晋人郭璞为《山海经》作注，其《序》中云：“世之览《山海经》者，皆以其闳诞迂誇，多奇怪俶傥之言，莫不疑焉……若竹书不潜出于千载，以作徵于今日者，则《山海》之言，其几乎废矣。……非天下之至通，难与言《山海》之意矣。於戏!达观博物之客，其鉴之哉!”②郭氏之序，首言世人不解《山海经》，皆疑其所记虚枉，此非达观之论。他举出前人怀疑《左传》《国语》等书言周穆王西游会西王母之事为虚诞，但汲冢竹书有《穆天子传》言其事，表明学者们的怀疑无据；郭氏还以司马迁不轻疑《禹本纪》《山海经》怪物引以为戒，认为《山海经》为上古之书，所以疑之者，皆因疑者识见不及也。又两言《山海》，《山海》者，即《山海经》之简称。犹《诗经》可简称为《诗》，《书经》可简称为《书》。由此来看，郭璞亦以《山海经》之“经”视为上古以来的书籍、典籍，与解经的“传”相对，而非“经历、推步”之意。 秦汉以来，随着思想界格局的变化，儒家典籍多经典化过程而称“经”，而《山海经》既非儒书，且颇多涉及“语怪力乱神”之内容，为何也称“经”呢？这有几个原因。 第一，《山海经》称“经”是典籍流传整理的需要。先秦典籍的编辑生成和流传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凡同一学派或同类性质的文献，常常以类相从，按时间先后顺序编在一起。为区分师说与后学之说，常以“经”字冠师说。如《墨子》一书，既有墨翟的言论，也有其后学的言论；前者常称“经”，以示与后学之说的区别。再如《韩非子》的《储说》《说林》等也采取这种形式。《山海经》中的《五藏山经》产生最早，之后肯定有人为之作“传”，为与这类解释性文本相区分，故称前者为“经”。刘歆整理《山海经》，也存在原文同“传”的区分问题。今本《南山经》末云：“右南经之山志，大小凡四十山，万六千三百八十里。”意谓“《南山经》中所记载的山……”毕沅、郝懿行都认为此条非经文，也非刘歆所加，这显然是汉代以前学者整理经文所记。这说明汉代以前学者也曾校理过《南山经》，只不过其文字未全部保留下来而已。 第二，先秦以来“经”并非只是儒家典籍的专属，道家、墨家、法家的师说均可称“经”，《山海经》称“经”也与西汉时代的政治文化有密切关系。西汉至武帝朝，国力上升，出于朝廷四面开疆拓土的现实政治需要，使类似《山海经》这样的记载殊方异域之地理、物产、风俗的文献受到朝廷的充分重视，并被奉为经典；东方朔之识异鸟，刘向之说贰负，即其例也。其次，《山海经》中涉及物占和灾异的内容，从文献学的角度印证了汉代兴起的谶纬之学的合理性，因此《山海经》也被“经典化”。刘歆的上书中提到一个细节，即认为《山海经》之“奇可以考祯祥变怪之物”，据张步天统计：“《山海经》记载的占验凡62处，其对象大多是动物，而且是少见的野生动物，这与上古先民从事的狩猎生产不无关系。据统计，在62处占验记载中，59处出自《五藏山经》，3处散见于海经。”[9]占验事象多分为两类：第一大类的吉验，如“见则其国大穰”(《西次三经》玉山条)、“见则天下安宁”(《南次三经》凤凰条)等。第二大类是凶象，如大量见于《五藏山经》的“见则天下大风”“大水”“大兵”“大旱”“多土功”“有火”等占验事象。这些事项因出自先秦旧籍而具备了天然的权威性，也符合当时人们迷信“古已有之”的好古文化心理，最重要的是，它也恰恰能与西汉谶言灾异理论意欲以谶言应验宣示天意民心的政治用心达成一种密合无间的关系，所以“朝士”及“文学大儒皆读学”之。 到东汉，这种以《山海经》为“经典”的看法已经比较普遍。如王充《论衡·别通》就说：“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远不至。以所闻见作《山海经》。”[10]《山海经》的著作权已经归于儒家心目中的圣君大禹。赵晔《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亦言：“(禹)遂巡行四渎，与益、夔共谋。行到名山大泽，召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俗，殊国异域土地里数，使益疏而记之，故名之曰《山海经》。”[11]也是将《山海经》目之为记录大禹功业的“经典”了。 第三，《山海经》，尤其是《五藏山经》，在战国时代已经被屈原大量引用作为其诗歌创作的素材，到汉代也成为赋家辞赋创作取材的重要渊薮，这也是《山海经》“经典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屈原《离骚》《天问》等作品引用《山海经》的情况，见于王逸《楚辞章句》的有关注解，吴仁杰《离骚草木疏》也说“三闾所称草木多出于《山海经》”[12]；不仅草木，而且山川地理、民俗风物、人物典故等，出于《山海经》者亦复很多。仅《离骚》一篇，据今人张春生统计就有20例之多[13]。这个问题，笔者指导的硕士生马昕露的《〈山海经〉与〈楚辞〉名物互文性研究》一文也有详细讨论[14]。至于汉代辞赋，尤其是散体大赋，引用《山海经》的地方就更多了。笔者指导的硕士生李雨涵在其学位论文《〈山海经〉对汉赋创作的影响》中钩稽有关材料，对这个现象进行了讨论[15]，本文不再展开。这些已经足以说明，在以“润色鸿业”为创作目的的西汉赋家心目中，《山海经》也已是敛材聚事的文学“经典”了。 总而言之，《山海经》一书称“经”，并非如有的学者所说，是“经历”、“推步”、“疆理”的意思，其实原本只是标明此为载录山川地理、矿产资源、动物植物、风俗人情等的典籍。后来因为其书与战国以来文人创作，以及西汉以来社会政治文化现实需要的契合而有经典化的趋势，从而也带有“经典”的性质。虽然只是对《山海经》书名中“经”字的理解不同，但是却事关《山海经》的深入研究，因此不能忽略。“名正”而后“言顺”，明乎其本义，《山海经》的研究亦可循此理而渐趋深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