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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马异同评》的版本主要有两个系统：明嘉靖李元阳刻本和明万历韩敬序刻本。 明嘉靖十六(1537)李元阳刻本是《班马异同评》诸本祖本。汪佃《序刻班马异同后》云： 旧未有刻本，吉郡士大夫家多私相传写，予始获见于今少宰钟石费公所手录以归。丙戌秋，被命校书于建。将携刻焉，既中死不行，今复官于兹。[1] 可见，《班马异同评》在明代嘉靖以前没有刻本，只在士大夫之间互相传抄。汪佃是从费寀手中得到抄本，计划于嘉靖丙戌(1526)刊刻，但因故未能成刻。费寀(1483～1548)，字子和，号钟石，江西铅山人，正德六年(1511)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此本经李元阳校，汪佃序，福建刊本，每页18行，每行19字，单鱼尾，左右双栏，刻工依次有张田、江逵、周道员、余本丘、詹弟、余员、王浩、华文辉、陈珪、官福郎、陈友、王仲元、余海、华福、华寿、刘俊、石伯胜、黄文利、元生、罗福胜、江盛、江仁、游文、刘福成、王景英、江茂、华来、黄福英、施元友、江长深、黄文、顺生、陈天禄、余农、石胜等。此本孙星衍《平津馆鉴藏书籍记》卷2有记载： 《班马异同》卅五卷，题宋倪思撰，元刘会孟评，明李元阳校，前有目录一卷，后有永乐壬寅杨士奇跋、嘉靖丁酉汪佃序。据杨、汪两跋，此书本名《史汉异同》，不题撰人姓名，旧未有刻本，李元阳付梓，据《文献通考》题作倪思，改名《班马异同》，每页十八行，行十九字。《史记》大字作正文，《汉书》小字注末。后有“嘉靖十六岁次丁酉山人高瀫覆校”十五字。收藏有“新安汪氏”朱文方印，“启淑信印”白文方印。[12] 李元阳(1497～1580)字仁甫，号中溪，大理太和人，白族，嘉靖丙戌(1526)进士。高瀫，生卒年不详，《明史》卷99志第75有其《石门集》2卷。孙星衍(1753～1818)所提到的“新安汪氏”和“启淑信印”均是清代藏书家汪启淑(1728～1799)的印章，可知此书原是“开万楼”藏品，后归孙星衍。《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卷4也著录有刘辰翁评点的《班马异同》，为嘉靖十六年李元阳刻本。现《史记考证文献汇编》所采用的底本即为明嘉靖十六年李元阳刻本。此刻本现国家图书馆和浙江大学图书馆有藏。 明万历韩敬序刻本是《班马异同评》的另一刻本，见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6记载： 旧有李元阳校，弋阳汪佃跋本。此则韩敬所序刊也。思字正甫，归安人，乾道二年进士，历官宝文阁学士，《宋史》有传。有“沈令闻印”“歙鲍氏知不足斋藏书”“鲍廷博印”三印。廷博，字以文，号渌饮，本歙人，寄居桐乡，嘉庆十八年特恩赏给举人。“知不足斋者”，其藏书处也。所刊丛书，多人间秘本。[10] 韩敬(1580—?)，浙江归安(今浙江湖州)人，字简与，号止修，明代状元。沈孚闻(1535～1583)，原名沈令闻，万历丁丑(1577)进士，明代藏书家。鲍廷博(1729～1814)，字以文，号渌饮，清代藏书家。可知此本曾先后经沈令闻和鲍廷博收藏。此本明天启甲子年(1624)曾经重新刊刻。此种明刻本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陕西师范大学也藏有一种明万历韩敬序刻本，2函12册，每页18行，行20字，单鱼尾，单边。 明嘉靖李元阳刻本和明万历韩敬序刻本的区别主要有二：一是次序不同。李元阳刻本卷33为《滑稽》，卷34为《日者》，卷35为《货殖》。韩敬序刻本卷33为《货殖》，卷34为《滑稽》，卷35为《日者》。其他各卷次序相同，只是叙述偶有异者，如嘉靖本卷2为《汉高》，万历本卷2称《高祖》；嘉靖本卷12为《张苍周昌赵尧任敖申屠嘉》，万历本卷12称《张苍周昌任敖申屠嘉》，题目缺少《赵尧》；嘉靖本卷31为《鲁朱家剧孟王孟郭解》，万历本卷31则称《鲁朱家剧孟郭解》，题目缺少《王孟》等。二是两本所附序跋不同，嘉靖本有杨士奇跋和汪佃序文，万历本附有韩敬序文和杨士奇跋文。对勘《四库全书》所收之《班马异同》，发现其次序与明万历韩敬序刻本完全相同，可以肯定四库本是据万历本抄录而成。 《班马异同评》的体例具有独创性。本书比较《史记》《汉书》两书对应的篇目，考其字句异同，以观二书得失。全书以《史记》原文为主干，用大字书写，《汉书》增加的文字则用细笔小写，凡是被《汉书》删去的文字，就在其旁画一墨线标识，凡是《汉书》移动《史记》文字的地方，即注明《汉书》“上连某文，下连某文”。如某文被《汉书》移入其他纪传，即注明“《汉书》见某传”。刘辰翁的评语，一一列于眉端，十分醒目。如此一来，《史记》《汉书》二书的同异，一目了然，不但为研究品评提供了方便，而且创造出一种新兴的史书研究方式，如明代著名目录学家、书法家张萱(约1553～1636)《西园汇史》200卷就采用了这一体例。见清刘溎年《(光绪)惠州府志》卷27记载： 故余汇史，凡《左氏传》《国语》《公》《谷》二传、《战国策》为司马迁所采，其间字句互异者，皆仿宋倪文节公思《班马异同》，以《史记》为正文，五书为小注，而互存之，汇之为一。若太史公所未采者，又别汇之为史。余别详义例，盖汇二十九史，非汇二十一史而已也。[13] 更重要的是，《班马异同》从文字入手比较《史记》《汉书》异同的体例，直接开创了马班异同比较学，为《史记》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如明人许相卿撰著的《史汉方驾》，就是对《班马异同》的直接继承和改造。清代吴广需对此书的行款和流变曾有细致的描述： 此书《书录解题》原作《班马异辞》，名似较正，不知何时乃易今名，其作俑于《文献通考》耶?国朝海昌许黄门相卿，苦其细书，文相连属，易于混淆，乃另为《史汉方驾》。同者从中大书，异者分左右行书，右史左汉。《四库提要》谓其条理井然，较思书为胜。此书曾校勘于乾嘉一代，顾从未获见者何欲?会当访求而并读之。[14] 清钱泰吉《甘泉乡人稿》卷8亦记叙了此书的流变及影响： 《班马异同》三十五卷，嘉靖丁酉福建刊本，盖刘须溪评点，倪文节公思之书也。……海昌许黄门相卿苦其细书，文相连属，但以字形广狭为分，不便疾读，别为《史汉方驾》。史汉同者从中大书，史汉异者分左右行书，右史左汉，《四库提要》谓其条理井然，较思书为胜。余得于郡城书肆，盖黄门既殁，而仲君长孺侍御校刊者，侍御为先太常公女，夫两世皆以直谏著，黄门与先太常为道义交，其遗集余亦得藏之。[1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