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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上引诸说参见钱志熙：《赋体起源考——关于”升高能赋”、“瞍赋”的具体所指》，《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王锺陵：《赋体的起源及其内在矛盾》，《学术交流》2007年第11期；巩本栋：《汉赋起源新论》，《学术研究》2010年第10期；蒋晓光、许结：《宾祭之礼与赋体文本的构建及演变》，《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②陈韵竹：《论赋之缘起》，博士学位论文，(台湾)“中山”大学中国语文系，2009年。 ③《尚书正义》卷六，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46页。本文所引《尚书》文字，若无特殊说明，均据此本。 ④《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六，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1986页。本文所引《左传》文字，若无特殊说明，均据此本。 ⑤《礼记正义》卷一六，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1373页。本文所引《礼记》文字，若无特殊说明，均据此本。 ⑥郝懿行：《尔雅义疏·释言第二》，载阮元编：《清经解》卷一二五九，清咸丰庚申补刊本。 ⑦《毛诗正义》卷一八，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568页。本文所引《诗经》文字，若无特殊说明，均据此本。 ⑧《尚书正义》卷三，第132页。《史记·五帝本纪》作“命汝为纳言，夙夜出入朕命，惟信。”见《史记》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点校本，第39页。后文所引《史记》文字，均据此本。 ⑨参见钱志熙：《赋体起源考——关于”升高能赋”、“瞍赋”的具体所指》。 ⑩孙诒让：《周礼正义》卷四五，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842—1843页。 (11)《毛诗正义》卷一，第271页。 (12)朱熹：《诗经集传·周南·葛覃》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51页。 (13)《国语·周语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9—10页。下文引用《国语》原文，若无特殊说明，均据此本。 (14)钱志熙：《赋体起源考——关于”升高能赋”、“瞍赋”的具体所指》。 (15)参见马银琴：《周秦时代〈诗〉的传播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38页。 (16)《毛诗正义·常棣》孔颖达疏引，第408页。 (17)《春秋左传正义·隐公三年》孔颖达疏，第1724页。 (18)《礼记·乐记》载子夏论乐云：“今夫古乐，进旅退旅，和正以广，弦、匏、笙、簧，会守拊、鼓。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孔颖达疏云：“‘君子于是语’者，谓君子于此之时语说乐之义理也。”至春秋时代，虽然使用仪式乐歌的行为由师工歌、诵变成了公卿大夫赋诗，但刚刚兴起的赋诗活动本身仍然印刻着比较明显的“乐终合语”的仪式印记。 (19)参见《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左传·昭公十六年》。 (20)《春秋左传正义》卷一八孔颖达疏，第1840—1841页。 (21)《尚书正义》卷五，第143页。 (22)《春秋左传正义》卷一六，第1823页。 (23)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卷二，盛冬铃、陈抗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16页。 (24)杜预注及孔颖达疏，见《春秋左传正义》卷一六，第1822—1823页。 (25)“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特指截取《诗》篇表达己意的用诗方式，因而不包括《左传》所载“公入而赋”、“姜出而赋”、“卫人赋《硕人》”、“郑人赋《清人》”、“秦人赋《黄鸟》”、士  “退而赋”等六例“赋”。这六处言“赋”，虽不属于“聘问歌咏”的范围，但它们均与相应的制度、仪式或政治事件相关联，也均可以“直陈”解之，因而也符合本文对于“赋”义的界定。(26)《毛诗正义》卷三，第316页。 (27)《毛诗正义》卷三，第316页。 (28)孙诒让：《周礼正义》卷四七，第1936页。 (29)《史记》卷八四，第2481页。 (30)章太炎：《国故论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87页。 (31)赵逵夫：《屈原与他的时代》，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166页。 (32)《史记》卷八四，第2482页。 (33)扬雄：《扬子法言》卷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96册，第280—281页。 (34)《史记》卷一一七，第3073页。扬雄生于公元前53年，司马迁卒于公元前90年。此语应为后人补入。 (35)《汉书》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点校本，第1715页。 (36)《史记》卷八四，第2491页。 (37)《史记》卷一一七，第3073页。 (38)《史记》卷一一七，第3063页。 (39)常璩：《华阳国志》卷一○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63册，第231页。 (40)康达维：《汉颂——论班固〈东都赋〉和同时代的京都赋》，《康达维自选集：汉代宫廷文学与文化之探微》，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185、191、19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