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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赋纳以言”与“赋诗断章” 喉舌之官的赋政行为，一方面推动了赋税之“赋”向“直陈”之“赋”的衍伸，另一方面，蕴含于“赋”字之中的制度性内涵则在“赋”义延伸的过程中得到了保存和延续。遵照周王意志、体现政治需要的赋政，其行为本身就体现着鲜明的制度性特征。如郝懿行所言，“赋”兼有量出、量入之义。如果说“王之喉舌”的“明命使赋”着重表现了“赋”之“量出”，那么，“赋纳以言”的选官用人制度则集中体现了“赋”之“量入”。 “赋纳以言”是《左传》引述《夏书》的语句。《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载楚围宋，宋公孙固入晋求救，赵衰荐郄縠任元帅，他说：“郄縠可，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君其试之。”这里所引《夏书》，据杜预注，即《尚书·虞夏书》。今传世本《尚书·虞书·益稷》作“敷纳以言，明庶以功，车服以庸”。(21)对于“赋”“敷”“试”“庶”之不同，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师受不同，古字改易耳。赋税者，取受之义，故为取也。”(22)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今文‘敷’作‘傅’，‘庶’作‘试’。”(23)查检史书，《史记》未出现“赋纳”或“敷纳”，而《汉书》凡言“敷纳”，均作“傅纳”，如《文帝纪》“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颜师古注：“傅读曰敷，敷陈其言而纳用之。”《成帝纪》鸿嘉二年(公元前19年)诏：“古之选贤，傅纳以言，明试以功。”颜师古注：“傅读曰敷。敷，陈也。令其陈言而省纳之，乃试以事也。”《汉书·叙传》：“时举傅纳，听断惟精。”颜师古注曰：“傅读曰敷。《虞书·舜典》曰‘敷纳以言’。敷，陈也，谓有陈言者则纳而用之。”根据颜师古注文可知，从敷陈其言的意义上讲，当“赋”被“敷”或“傅”所取代时，失落的不仅仅是“赋”因“赋政”之“必以信”而来的直截了当的言语方式，同时也丢失了蕴含于“赋”中的制度性意义。因此，要讨论“赋纳”之义，须摆脱传世本《尚书》“敷纳”以及今文《尚书》“傅纳”的影响，直接从对《左传》引文“赋纳”入手进行。 杜预注《左传》，于“赋纳以言”句下云：“取纳以言，观其志也；明试以功，考其事也；车服以庸，报其劳也。赋，犹取也。庸，功也。”直接释“赋”为“取”，未明确揭示“赋纳”的制度内涵。而孔颖达的阐释则对此做了更加明白的揭示： 《夏书》言用臣之法。赋，取也。取人纳用以其言，察其言，观其志也。分明试用以其功，考其功，观其能也。而赐之车服以报其庸，庸亦功也。知其有功乃赐之。古人之法如此，君其试用之。(24) 由此可知，作为古人用臣之法的内容之一，“赋纳以言”，就是根据人的言语来观察其志行以决定是否取用。如果说在“赋政于外”的叙述中，“赋”与“言”的关联是一种隐形的存在，需要通过对“王之喉舌”的阐释加以呈现；那么，在“赋纳以言”的制度性规定中，“赋”与“言”的关联表现得更加直接而明晰：“言”是取人纳用制度得以实现的标准，而“赋”则是依据相应的制度性规定对“言”进行评量、判断之后的取用。“赋纳以言”的察人制度突出了对“言”的考量，而“王命使赋”突出了“赋”作为政治性言说方式之间的关联，为春秋时代“赋诗断章”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春秋时代风行于外交场合的“赋诗断章”，则是对由“赋政”而来的赋之“直陈”与“赋纳以言”之察言观志的综合与变形。 所谓“赋诗断章”，直观地理解，即“直陈《诗》之篇章”。查检《国语》、《左传》所记载的“赋诗断章”活动，无一例外均发生在“聘问歌咏”的外交场合。(25)由此可知，赋诗活动不是私人之间的行为，而是发生在外交场合的、依附于礼仪制度、因而包含着丰富政治内涵的直陈《诗》之篇章。举例来说： 郑伯与公宴于棐。子家赋《鸿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赋《四月》，子家赋《载驰》之四章，文子赋《采薇》之四章。郑伯拜，公答拜(《左传·文公十三年》)。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笫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按照正常的赋诗礼仪，外交双方赋诗，另一方必须答赋，这样才能宾主尽欢，达到外交的目的，如第一例。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并不是每次赋诗都能达到目的。如前文鲁文公在宴卫宁武子时，赋《湛露》及《彤弓》，宁武子却“不辞，又不答赋”，究其原因，在于“鲁人失所赋”。而在第二例中，赵孟请郑七臣赋诗“以观七子之志”，子展、子西、子产等人的赋诗得到了赵孟积极的应对，独对伯有的赋诗提出了批评。因为《鹑之贲贲》是一首卫人讽刺其君淫乱、鹑鹊之不如的诗，伯有赋之有嫌君之意。就听赋者赵孟而言，这则是一首违背赋诗礼义精神的诗，故以“非使人之所得闻也”表达不满。把这几件事与《左传》记载齐庆封不解《相鼠》之讥讽，宋华定不答《蓼萧》之“宠光”之事后紧承其人出奔的叙事方式结合来看，在春秋时代，“赋诗”确确实实是一种礼仪、政治的考量：从赋诗者的角度而言，赋诗是一种“量出”，它要求赋诗者能够根据外交场合的礼仪需要，选择恰当的《诗》篇来表达己意；就听赋者而言，这又是一种“量入”，它要求听者准确把握赋诗者之意并做出符合外交礼仪的反应。如果在“量出”时失察，小者为违礼之行，如鲁文公的赋《湛露》及《彤弓》；大者则是招灾罹祸的先兆，如伯有之赋《鹑之贲贲》；如果在“量入”时失察，就会导致如庆封不知《相鼠》之讥终出奔、华定之不答《蓼萧》之“宠光”而“必亡”的严重后果。 由此可知，“赋诗断章”之“赋”，并不是孔颖达所言“赋有二义”的“造篇”或“诵古”，也不是简单的“敛取”或“献纳”，而是以“赋者、量也”这一包含着制度性规定的古义为基础的政治性、仪式性考量。“赋政”之官“必以信”的赋政要求衍生出了“赋”所特有的“直陈其事”言说方式，经过“瞍赋矇诵”阶段的发展之后，直陈之“赋”与“赋纳以言”的察人观志制度相结合，终于衍生出了春秋时代风行于诸侯国间的“赋诗言志”。聘问歌咏场合的“赋诗言志”，从制度性与直陈性两个向度，规定了“赋”由具有典型制度性意义的言语表达方式转化为文之一体的特殊内涵。“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的观念，就产生在这个转化过程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