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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东晋玄学清谈讲究辞采、声调之美，随着清谈的广泛影响，东晋普遍形成了崇尚声音之美的风气。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声情流美的吴声歌得到士人的欣赏、接受，并对士族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吴声歌以五言为体，因此吴声歌在士人群体中的流行，使五言体重新得到士族文人的关注，开启了五言诗的创作风气。吴声歌是东晋文人五言诗的重要渊源，对吴声歌的学习是变革玄言诗风的一个契机，在晋宋诗歌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 键 词：东晋清谈/声音之美/吴声歌/五言诗 作者简介：蔡彦峰，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出版过专著《玄学与魏晋南朝诗学研究》等。 东晋以来吴声歌在士人群体中逐渐得以流行，其原因虽是多方面的①，但与东晋清谈有密切的关系。东晋清谈讲究辞采、声调之美，随着清谈的广泛影响，东晋人在文学创作、阅读，甚至一般的谈论中，都形成了注重声音之美的风气。所以士族士人虽与吴声歌曲存在雅俗之隔，但在追求声音之美上则是极相契合的，这是东晋清谈士人欣赏、接受吴声歌的一个重要原因。吴声歌在士人中的流行，对东晋士族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仅促使士族文人直接学习、模仿吴声歌曲，更为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五言体重新得到士族文人的重视，成为开启五言诗创作、变革玄言诗风的一个契机。但是在东晋玄言诗独盛的背景下，这一诗史事实在很大程度上被遮蔽了。因此文学史研究中，往往关注吴声、西曲对南朝诗歌的影响，而对吴声歌在东晋的流行及其意义则缺乏清楚的认识。如有学者认为“东晋乃至刘宋前期，受正统观念的影响，南方的民间歌诗基本上还没有被上层社会所接受，正式场合的民间歌诗表演还受到指责”，因此，“民间歌诗的消费领域还很有限，也没有对文人的歌诗创作产生实质性的影响”②。这其实是昧于当时诗歌发展现状的，却又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民间歌谣是文人诗发展的重要渊源，这是诗歌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所以五言体的吴声歌在东晋文人中的流行，对东晋五言诗的复兴、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 东晋清谈与讲究声音之美的风尚 东晋以来追求审美，特别是讲究辞藻、声音之美成为清谈显著的特点③。如《世说新语·文学》记载王导组织的一次清谈盛会：“殷中军为庾公长史，下都，王丞相为之集，桓公、王长史、王蓝田、谢镇西并在。丞相自起解帐带麈尾，语殷曰：‘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既共清言，遂达三更。丞相与殷共相往反，其余诸贤略无所关。既彼我相尽，丞相乃叹曰：‘向来语，乃竟未知理源所归，至于辞喻不相负。正始之音，正当尔耳！’”④又如支遁与许询的清谈：“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世说新语笺疏》，第227页)谈玄而“未知理源所归”“不辩其理之所在”，可见东晋人对清谈语言之美的态度，有时甚至要比“析理”本身还来得重视。宗白华先生《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认为：“晋人的艺术气质使共谈析理也成为了一种艺术创作。”⑤这种“艺术创作”主要就是对清谈的辞采、声音之美的营造，这在东晋清谈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世说新语》在记载东晋清谈时即颇注意到其讲究声音之美的特点。如《文学篇》载：“谢镇西少时，闻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过有所通，为谢标榜诸义，作数百语。既有佳致，兼辞条丰蔚，甚足以动心骇听。谢注神倾意，不觉流汗交面。”(《世说新语笺疏》，第217页)“动心骇听”即殷浩清谈在辞藻、声调上极具吸引力。又如《品藻篇》载王濛评刘恢的清谈：“韶音令辞，不如我；往辄破的，胜我。”(《世说新语笺疏》，第526页)“韶音令辞”也是清谈的声音动听、辞采优美。其他如《文学篇》谓支遁“辞气俱爽”(《世说新语笺疏》，第218页)，《赏誉篇》谓谢安清谈“亹亹”(《世说新语笺疏》，第465页)，皆指清谈之美妙动听。这些材料颇可见东晋清谈对声音之美的崇尚。 东晋人常称清谈为“咏”，这种用法在西晋时即已出现，如《世说新语·赏誉》：“人问王夷甫：‘山巨源义理何如？是谁辈？’王曰：‘此人初不肯以谈自居，然不读《老》《庄》，时闻其咏，往往与其旨合。’”(《世说新语笺疏》，第433页)“时闻其咏”的“咏”就是清谈。又《晋书》谓王衍“口不论世事，唯雅咏玄虚而已”⑥，王衍是清谈的代表，故其“雅咏玄虚”之“咏”显然是清谈。以“咏”代指清谈在东晋更为普遍，如孙绰《赠谢安诗》：“足不越疆，谈不离玄。心凭浮云，气齐皓然。仰咏道诲，俯膺俗教。”这是典型的玄言诗，表现酬赠双方在玄理上的相契，所以“仰咏道诲”之“咏”指的就是清谈。又如《答许询诗》：“隐机独咏，赏音者谁。”“隐机”出自《庄子·齐物论》，诗人以此表现其体玄悟理的形象，故“隐机独咏”之“咏”指的也是清谈。东晋以来，“咏”还常与“谈”“言”“啸”等构成“谈咏”“言咏”“啸咏”等复合词，也都是指清谈⑦。如《世说新语·品藻》“刘尹至王长史许清言”，刘孝标注：“恢有俊才，其谈咏虚胜，理会所归，王濛略同，而叙致过之，其词当也。”(《世说新语笺疏》，第526页)“谈咏虚胜”与上文所引《晋书·王衍传》所谓的“雅咏玄虚”涵义相同，都是指清谈。又如《文学篇》：“支道林、许、谢盛德，共集王家，谢顾谓诸人：‘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世说新语笺疏》，第237页)从下文支道林、谢安诸人谈《庄子》来看，“言咏”明显指的是清谈。又《文学篇》刘孝标注引《中兴书》谓殷融“饮酒善舞，终日啸咏，未尝以世务自婴。”(《世说新语笺疏》，第255—256页)殷融善清谈，所谓“终日啸咏”即以清谈为务。这类记载在《世说新语》中是很多的。孔繁先生《魏晋玄谈》说：“随着清谈之发展，名士们著力于义理和辞采相互为美，而使言谈优美如诗，故人们以谈为咏，而谓清谈为谈咏，或啸咏，理咏。”⑧东晋以来，普遍地以“咏”“言咏”“谈咏”等指清谈，说明讲究声音之美的确是东晋清谈显著的特点。余嘉锡先生谓：“晋、宋人清谈，不惟善言名理，其音响轻重疾徐，皆自有一种风韵。”(《世说新语笺疏》，第209页)这种风气在东晋尤为盛行。 东晋清谈与文学的关系极为密切，甚至有学者认为清谈“乃是哲学自觉与文学自觉的整合物，乃是思辨意识与才藻兴趣的整合物”⑨，因此东晋时为文与清谈常并称，如《晋书·习凿齿传》云：“时清谈文章之士韩伯、伏滔等并相友善。”(《晋书》卷八二《习凿齿传》，第7册，第2153页)又如谢万“善属文，能清谈”(《世说新语笺疏》，第270页)，殷仲堪“能清言，善属文”(《晋书》卷八四《殷仲堪传》，第7册，第2192页)，说明东晋谈士常常兼有作家身份。又如《晋书》载谢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晋书》卷七九《谢安传》，第7册，第2072页)“言咏属文”也是清谈和文学创作，实际上“属文”往往就是“言咏”的记录，可见东晋清谈对文学的影响是很直接的。所以在讲究声音之美的清谈背景下，东晋士族的诗歌也普遍有追求声音效果的特点，这在玄言诗中体现得极为明显。如谢安《与王胡之诗》，表现了诗人对玄理的悟解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人生态度，是典型的雅颂体玄言诗，但王胡之《答谢安诗》则云“来赠载婉，妙有新唱”，赞美谢诗声调之美，这虽是酬赠中的套语，却体现了当时对诗歌声韵之美的普遍追求。孙绰《答许询诗》：“贻我新诗，韵灵旨清。粲如挥锦，琅若叩琼。”也从声调、辞采上称赞许询的赠诗。又如郭璞《赠温峤》，也是典型的玄言赠答诗，第三章：“人亦有言，松竹有林。及尔臭味，异苕同岑。义结在昔，分涉于今。我怀惟永，载咏载吟。”“载咏载吟”是对自我作诗的描述，诗人采用吟咏、唱叹的方式，正是为了追求诗歌声韵美的效果。东晋玄言诗讲究声音之美，显然是受到清谈的影响，甚至可以说东晋玄言诗乃是清谈的进一步的精致化⑩。 王羲之、谢安等人所作的《兰亭》组诗，更显著体现了东晋士人追求诗歌声韵之美的风气。兰亭修禊荟萃了众多玄学名士，他们在兰亭集上清谈、咏诗，《兰亭诗》可以说就是清谈的产物，所以《兰亭诗》极为讲究声音之美。王羲之《三月三日兰亭诗序》谓兰亭之集“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所谓的“视听之娱”从“听”的角度说，就是清谈、咏诗声音之美具有愉悦的效果，此即颜之推《颜氏家训》所说的：“清谈雅论，剖玄析微，宾主往复，娱心悦耳。”(11)《兰亭诗》亦颇多表现这一点，如王羲之：“虽无啸与歌，咏言有余馨。”袁峤之：“微音迭咏，馥焉若兰。”孙绰：“携笔落云藻，微言剖纤豪。时珍岂不甘，忘味在闻韶。”魏滂：“三春陶和气，万物齐一欢。明后欣时丰，驾言映清澜。亹亹德音畅，萧萧遗世难。”徐丰之：“清响拟丝竹，班荆对绮疏。”所谓的“余馨”“若兰”“闻韶”“德音”“清响”都是指兰亭集会上清谈、咏诗的优美之音。东晋士族文人在清谈影响下追求声音之美的风气，显著地影响了他们的诗学观，如王羲之《兰亭诗》： 三春启群品，寄畅在所因。仰望碧天际，俯看绿水滨。寥朗无崖观，寓目理自陈。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 谢安《兰亭诗》： 相与欣佳节，率尔同褰裳。薄云罗阳景，微风翼轻航。醇醪陶丹府，兀若游羲唐。万殊混一理，安复觉彭殇。 这种诗歌清新疏朗、音节流转，不同于一般玄言诗抽象枯燥的玄理演绎，这与东晋清谈注重声音之美有重要关系。 清谈是东晋士族士人交际的一种重要的方式，由于士族在东晋社会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他们的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对一般士人都有很大的吸引力，所以清谈在东晋的影响极广，造成玄言诗之外的东晋诗歌也大多注重声音之美。如《续晋阳秋》载袁宏：“少有逸才，文章绝丽。曾为《咏史诗》，是其风情所寄。……镇西谢尚，时镇牛渚，乘秋佳风月，率尔与左右微服泛江。会虎在运租船中讽咏，声既清会，辞文藻拔。非尚所曾闻，遂住听之，乃遣问讯。答曰：‘是袁临汝郎诵诗，即其《咏史》之作也。’”(《世说新语笺疏》，第268页)钱志熙先生认为袁宏诗歌：“‘清会’的音律效果与‘藻拔’的修辞风格，显然受到东晋文人清言品鉴修辞艺术的影响。”(《中国诗歌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第279页)这正是袁宏崇尚玄学清谈的结果。《世说新语·轻诋》载：“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袁虎率而对曰：‘运自有废兴，岂必诸人之过？’”(《世说新语笺疏》，第834页)余嘉锡先生云：“然则宏亦祖尚玄虚，服膺夷甫者。桓温所谓诸人，正指中朝名士，固宜为之强辩矣。”(《世说新语笺疏》，第836页)袁宏《后汉纪》即带有鲜明的玄学色彩(12)，刘知几《史通·论赞》谓之“务饰玄言”，这说明：“在门阀士族的玄学风会中，像袁宏这样本以文学擅长的寒素士人，也积极地向玄学清言靠拢。”(《中国诗歌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第279页)其诗歌声韵之“清会”显然与此有关。又如湛方生，其《诸人共讲老子诗》云：“涤除非玄风，垢心焉能歇。”《秋夜诗》：“拂尘衿于玄风，散近滞于老庄。揽逍遥之宏维，总齐物之大纲。”可见他虽出身寒素，但在当时清谈风气影响下也预玄谈。其《天晴诗》《帆入南湖诗》《还都帆诗》等山水诗，都有清虚疏朗声调流利的特点，风格接近于王羲之、谢安等人的《兰亭诗》，比较明显地受到东晋清言风气中品评山水、讲究声音之美的修辞风格的影响(13)。 综上分析，随着讲究声韵、辞采的清谈的广泛影响，东晋普遍形成了崇尚声音之美的风气，成为影响东晋士人诗歌观念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