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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六朝声律理论体系及其发展历程进行研究时，我是将诗律考察、诗体考辨与史实考证相结合，抓住永明声律说形成过程中的一些关键环节和重要理论问题，纠正了学界相沿已久或最近出现的一些错误认识，如： (一)有学者认为，沈约所赏“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的魏晋五言诗作，比较符合近体诗律，但是我在对进行声律分析后发现，这些作品均与近体诗律不合，沈约在魏晋五言诗中单单称赏这四篇作品，且未用诗题称之，而是用其中一联代指，恐怕不只是因为此四诗具有“直举胸情，非傍诗史”的艺术特点，可能还因为这四联尤其符合永明诗律。(20) (二)永明声病理论源于晋宋乐府，吴声西曲对永明诗律的形成具有较大之影响，是近来永明体形成研究领域的一种新说。我认为，这一新说不仅得不到乐律与诗律对应关系的理论证明，而且也得不到诗律分析数据的支撑。现存晋宋吴声西曲多为五言四句诗，它与永明诗律的相合程度，不仅低于晋宋文人五言诗，更低于其中的五言四句诗。而且今存晋宋吴声西曲中永明律句、永明律联所占比例，并未超出其在五言诗中的出现概率，说明这些歌辞的作者尚无明确的永明诗律意识。所以，永明体诗律系受晋宋吴声西曲声律之启发而形成的说法，既不符合诗史，也与逻辑相悖。(21) (三)“王斌首创四声说”是近年出现的新说，有学者认为南朝有两位王斌，一为宋齐时人，一为齐梁时人，皆著有《四声论》，宋齐时王斌约于刘宋末年提出四声理论，为中国音韵“四声之目”的发明者或创始人。另有学者则对此提出商榷，认为此二王斌实为一人，且皆为齐梁时人，不可能早于周颙、沈约提出四声之目。我在将新发现史料与学界所常讨论材料仔细比勘后，考出齐梁至少有三王斌：王份、王斌、王彬，然此三人生年皆晚于周颙、沈约，均不可能是四声之目的首创者。(22) (四)近体诗律形成的一个前提基础，是五言诗单句的律化。但学界此前在研究五言近体诗声律体系成立问题时，主要考察的是五言诗句、联间“粘对”规则的建立，对单句律化问题关注不够。即便有所涉及，亦多从齐梁时期甚至到汉魏时期的五言诗中找寻出符合后世近体诗律的律句，然后看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情况。鉴于最近仍有学者在“执近体观念以绳永明体”，本人遂在吸收学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现存南北朝隋唐五言诗进行全面声律分析和数据统计，又结合此一历史时期相关诗律理论资料，对五言诗律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大同句律的产生及其原因作了深入考察，还指出五言诗单句韵律结构与语法结构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在五言诗单句发展过程中，音步类型的变化与各种句式本身的表现艺术特点也有较大的关系。(23) (五)周颙是南朝宋齐时著名文人、佛学家和音韵学家。精研佛理，谙通音辨，宋末发现汉字平、上、去、入四种声调，著有《四声切韵》，后被沈约用于诗文创作，调谐声律，对“永明体”、近体诗的形成均具有深远影响。周颙作品大多散佚，长期以来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至其生平，唯曹道衡、沈玉成和刘跃进等学者有过一些考述，系统梳理则付阙如。本人在全面检讨现存正史和佛典相关资料的基础上，略考其行年，抛砖引玉，以供学界作进一步的研究。(24) 在对唐代“齐梁体”诗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也力求从研究方法到具体问题的探讨上，都有所创新： (一)“齐梁体”诗是盛唐诗人在近体律诗定型后刻意仿效齐梁诗风或诗律而创作的一种新诗体。岑参《夜过磐豆隔河望永乐寄闺中效齐梁体》诗不仅在表现题材和诗情、诗境等方面效齐梁赠妇寄闺之作，而且在写法上也通篇皆对、假物比象，充分体现了“齐梁体”绮秀映带的艺术特点。王昌龄《诗格》“齐梁调声”条反映了盛唐人对“齐梁体”诗调声之术的初步认识和理论总结，后人谓唐代即有“齐梁调诗”是对此书原文的误读。杜甫戏作的“吴体诗”《愁》与唐人所作、所论“齐梁体”在诗歌体式和格律方面均有显著之差异，“吴体”与“齐梁体”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诗体。盛唐人之所以不太热衷创作“齐梁体”诗，存在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而时人普遍对齐梁绮靡诗风和严苛诗律持批判态度是其中主要原因。(25) (二)中唐后期，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创作了一些“齐梁格”诗，旧题白居易著《金针诗格》中也有关于“齐梁格”的诗格材料。不过此时诗坛所标举的“齐梁格”，已与盛唐岑参、王昌龄等人之作、之论具有完全不同的诗体特征，它们并非主要从内容风貌仿效齐梁诗，而是更加注重格律上的一种新规定，即刻意仿效永明体初起时尚多病犯的体格状态，并将之诗格化。而他们对这种诗体的热衷又与他们闲适的创作心境相关，是他们在济世热情消减、安于享乐时的一种诗体探索和创作游戏。唐文宗开成年间将此体格运用到科场改革中，亦使唐代省试诗浮艳之气稍减，诗风暂时复归雅正。(2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