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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笔记文体新的抒写价值 由此可见，南宋笔记创作主体转向自身，淡化、甚至消弭精英意识，拥有了自己的话语空间，使笔记的叙写在其价值和艺术上，均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 其一，在叙写价值上，士人的“吏隐”心态将其取向定位在自由的文化空间，通过自身的视域，叙写自身的生活与命运、情趣与愿望，从而使叙写者拥有了前人难以比拟的自由自适的叙写立场和丰富多样的叙写题材。 笔记作为补史阙或资闲谈，搜集“街谈巷语”的小说，南宋前的“笔记之文，不论记人、记物、记事，皆为客观之叙写；论议之文固非随笔之正轨，抒怀抒感之作亦不多见”(28)，严格遵守“述而不作”的信条，不发表意见，不展示内心，难见作者的见解。南宋笔记则从自己的角度记录人事，表露对文艺、学问、人事、世态的意见和感想，明显多了作者的声音。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南宋末期李之彦《东谷所见》云：“皆愤世嫉俗，词怨以怒。末载太行山戏语一条，谓是非不必与世人辨，盖其篇中之寓意。前有自序，题咸淳戊辰小春，正宋政弊极之时也。”(29)充分肯定了其通过叙写表达个人见解和立场、寄托寓意的特点。 与此同时，作品的内容也空前丰富了，举凡朝廷掌故、遗闻逸事、风土人情、文物鉴赏、山川地理等无所不包。如杨万里序曾敏行《独醒杂志》时言：“盖人物之淑慝、议论之予夺、事功之成败，其载之无谀笔也。下至谑浪之语，细琐之汇，可喜可笑，可骇可悲，咸在焉……后之览者，岂无取于此书乎！”(30)李瀚序洪迈《容斋随笔》称：“文敏公洪景卢，博洽通儒……聚天下之书而遍阅之。搜悉异闻，考核经史，捃拾典故，值言之最者必札之，遇事之奇者必摘之，虽诗词、文翰、历谶、卜医，钩纂不遗，从而评之……可劝可戒，可喜可愕，可以广见闻，可以证讹谬，可以祛疑贰，其于世教未尝无所稗补。”(31) 其次，在叙写艺术上，士人“吏隐”心态使叙写者在尊重和认同“学志于道”的同时，又融入自我的审美素养和艺术技巧，带来了笔记内容的诗情化，使其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清新、自然、真切的叙事色彩。 传统的笔记主要流行于社会中上层，一般表现为忌俗尚雅的审美追求。南宋笔记则多是林下闲谈，信笔直书，取向民间，抒写性灵，有着小品的特质。如《鹤林玉露》、《避暑录话》、《经鉏堂杂志》等，便是“随意点染，饶有风韵”(32)。《樵谈》、《几上语》、《枕上语》等，也都以生活中的断想为主，自由信笔的写作倾向明显，成为后来小品的滥觞。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经鉏堂杂志》云：“明代陈继儒一派，发源于此。”(33)又评《樵谈》云：“核其词气，如出屠隆、陈继儒一辈人口。”(34)评《几上语》、《枕上语》云：“词多丽偶，明人小品滥觞于斯。”(35)郁达夫评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四《山静日长》曰：“看了这一段小品，觉得气味也同袁中郎、张陶庵等的东西差不多。大约描写田园野景，和闲适的自然生活，以及纯粹的情感之类，当以这一种文体为最美而最合。”(36)晚明人喜欢读南宋人笔记的原因，恐怕就是与笔记清新、自然、真切的内容风格，有与古人促膝而谈的感受有关。《五朝小说·序》在论及宋人笔记时说：“唯宋则出士大夫之手，非公余纂录，即林下闲谭。所述皆生平父兄师友相与谈说，或履历见闻、疑误考证；故一语一笑，想见先辈风流。其事可补正史之亡，裨掌故之阔。”(37)闲谈中情文相生、美丽动人，往往引起读者的共鸣，让其在幽邃深远的意境中体验一种人生，领略一种心境，感受一种思想，自然而真切。 综上所述，南宋士人的“吏隐”心态赋予了笔记创作主体自由自适的叙写立场，决定了其创作的价值取向，既表现对个人价值的肯定，也表现出与社会价值的融合，通过个人化的叙述方式、微观化的叙述角度曲折地表达对国家政治的关注，拓宽了笔记在表现内容上的宽度和广度。抒写“本心”的叙事方式的确立，则赋予了笔记价值取向的艺术形态，除了具有一般笔记随意性的特点外，还突出体现了清新自然真切的叙事特色，进一步显示出与志怪、传奇分离的趋势。 [推荐人语] 南宋笔记小品在题材、文风、趣味上面貌一新。该文从南宋士人边仕边隐的“吏隐心态”入手，论析这一系列新变的深层动因。作者从文风新变追溯创作主体的心态变化，又从士人心态变化追溯南宋官场生态的变化，文章既有一定理论深度，论证过程也相当严谨。美中不足的是少数地方语言不够流畅，有些表述还不够准确。(杨树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