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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唐人在对自然审美的活动中创作了大量景观组诗，其“总分”标题形态、独特的组景方式、多样化的题名格式及“诗画相生”的创作方式，开辟了景观审美的新境界，为后代八景诗创作奠定了基础。“八景”由实指到虚实相伴，是空间景观与文人心理体验相结合的产物。宋代以“潇湘八景”为原型的诗画创作使这种审美体验走向典范化、普及化，并最终导致八景诗体式的定型。明清之际，在乡土情结和宗族观念的影响下，“桑梓八景”和宗族“小八景”登上文坛，成为地方志和族谱中重要的内容。 关 键 词：八景诗/景观组诗/定型化/体式/乡土情结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历代组诗创作与传播研究”(项目编号：13ZWB00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正春(1963- )，男，安徽当涂人，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 唐人全面继承了六朝以来自然观念，将“直接自然审美的纵游山水形态、间接自然审美的园林建筑形态和拓展式自然审美的山水艺术形态”[1]推向极致。文人在漫游山水、隐居园林的环境中创作了大量的组诗，自然景观因此被赋予了丰富的精神内涵和情感意蕴。纵观八景诗发展历史，唐代景观组诗在体式、创作模式、组景方式等方面，对宋代八景诗的定型产生了重要影响。目前，学术界多数学者认为八景诗定型于宋，但语焉不详，相关研究显得不足。既曰“定型”，就必须厘清八景诗体式要素及演进过程，概括出其基本特征。本文从诗歌形态学角度，通过比较的方法，分析唐代景观组诗对宋代八景诗体式定型化的影响，探讨文人审美趣味和“诗画相生”模式对八景诗的制约，揭示明清八景诗迥异于唐宋的时代特征。 一、唐代景观组诗与宋代八景诗的标题形态 组诗文体的包容性、多元化表达功能，产生了“总题分咏”的标题形态。“总题”用于揭示吟咏对象或范围，交代吟咏方式，起到限定作用；“分题”具体再现某一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或日常生活场景，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共同阐释着“总题”的内涵。 最早运用“总分”标题来写景的是六朝诗人沈约。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引《金华志》载：“八咏诗，南齐隆昌元年太守沈约所作，题于玄畅楼，时号绝倡。后人因更玄畅楼为八咏楼云。”[2]1663其《八咏诗》概述了玄畅楼所见的八种自然美景和人文景观，表达了诗人对前途的忧虑与哀愁。“总题”虽未点明“八景”(《登玄畅楼八咏诗》为后人所改)的范围，但“分题”以“登楼望秋月、会圃临春风、岁暮憨衰草、霜来悲落桐、夕行闻夜鹤、晨征听晓鸿、解佩去朝市、被褐守山东”为题，展示“金华八景”，具有鲜明的总题分咏特征，这对唐代景观组诗及后代八景诗标题的确立，具有示范意义。 到了唐代，运用“总分”标题的景观组诗层出不穷。如卢鸿的《嵩山十志》，“总题”概言嵩山十景，限定空间范围。“分题”对咏草堂、倒景台、樾馆等十景，逐一展开，犹如一幅幅工笔山水画，线条轮廓鲜明、形象充满着立体感。分题下各附一“序”，对所志景观作补充说明，如“草堂”序： 草堂者，盖因自然之溪阜，前当墉洫；资人力之缔构，后加茅茨。将以避燥湿，成栋宇之用；昭简易，叶乾坤之德，道可容膝休闲。谷神同道，此其所贵也。及靡者居之，则妄为剪饰，失天理矣。[3]281-282 这些“小序”详细介绍了景观的地理方位、命名缘由、景观特征、寄寓情怀等状况，诠释了“分题”的内涵，也凸显了“总题”中隐含着的遗世之情和澹泊之志。小序、分题与总题，既韵散相兼，又“总分”结合，呈现出严谨的逻辑关系。 刘长卿的《龙门八咏》分咏阙口、水东渡、福公塔等“龙门八景”；韦处厚的《盛山十二诗》分咏宿云亭、梅溪、茶岭等“盛山十二景”；李白的《姑孰十咏》分咏姑孰溪、丹阳湖、谢公宅等“姑孰十景”；刘禹锡的《海阳十咏》分咏吏隐亭、切云亭、云英潭等“海阳十景”等，无不如此，“总题分咏”已成为唐人景观组诗创作所共同遵守的规则。 宋代八景诗标题踵武唐人，向着更加规范的方向迈进。如惠洪的《潇湘八景》，“总题”概括景观的空间范围——湖南湘江一带，“分题”吟咏平沙雁落、远浦帆归、山市晴岚等八种自然景观。苏轼的《虔州八境图》，“总题”赞美赣州(古虔州)美景，“分题”具体展示石楼、章贡台、白鹊楼等八个景点。司马光的《奉和经略庞龙图延州城南八咏》是和庞籍的《延州城南八咏》而作，“总题”指向延州城南景观，“分题”迎熏亭、供兵硙、柳湖等，具体展开。范仲淹的《苏州十咏》、蔡元定的《麻纱八景》、罗仲舒的《芦江八咏》、陈庆同的《题师严卿蒲中八咏诗》、段克己的《龙门八景》和《蒲州八景》、何子举的《清渭八景》、家铉翁的《鲸川八景》、徐瑞的《次韵月湾东湖十咏》、叶善夫的《芹黔八咏》等，这些标为“八咏”“八境”“八观”“十咏”之名的八景诗，均采用“总分”标题形态。“总题分咏”为宋人所继承，并成为宋代八景诗的固定格式。 “总分”标题是八景诗体式最显著的特征，有着丰富的人文底蕴。“总题”与“分题”之间存在着严密的逻辑关系，每一首“分题”都从属于组诗的“母题”，在主题上诠释着“母题”的内涵。[4]356-361这种对景观的系统化、整体化表达既是文人审美趣味的体现，更有着传统文化的影子。正如李开然所言：“这种存在方式有时候被认为是有所牵强的行为，但实际上应该把它理解为一种带有深刻中国文化印痕的景观感知体悟方式下的一种对于在空间上无序呈现的多个景观的综合把握与有序化呈现，这种呈现使他们之间关联化了，序列化了，整体化了，也因此对这个地方产生了‘被以文化的方式接纳和欣赏的游憩场所’的意义。”[5]景观序列化、整体化的背后折射出的是民族文化传统中“合群性”惯习。传统的儒家思想非常重视群体价值与作用，以此作为群体存在和群体秩序的根基。“(整体主义)这一原则一方面适应了在‘人的依赖关系’条件下实现社会控制和协调人际关系的需要，从而对华夏民族的凝聚与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6]集体审美意识被社会所接受，就形成了社会审美意识。组景序列的出现诠释了人们内心“合群性”需求，因此成为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景观欣赏与表达的重要形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