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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唐代景观组诗与宋代八景诗的组景方式 景观组诗所展现的景观序列既是一系列独立的个体，也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其间的组合并非杂乱无章，而是遵循着一定的规则。“它们或在时间上，或在地点上，或在方位上，或在形态上，都能建立起非常明显的对应与对称关系。而这种对应与对称，充分表现了中国人追求完美、追求和谐的整体意识，进一步则反映了上下俯仰、八方顾瞻的思维模式和宇宙概念。”[7]景观组诗和八景诗以其独特“系统性”特征展示着特定区域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制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审美效果。 一是按空间序列组景。按照园林景观的空间布局来结构组诗，既能展示景观之间的有机联系，也能集中体现诗人的情愫。王维《辋川集》是依照自然山水的天然布局组构景观的开创者。作为一组互相关联的山水诗，《辋川集》中二十处景观的编排次序，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其‘精心’之处，不是表现为对景观位置由近及远的顺次安排，而是表现为依据景观内容所进行的有层次的组合，展现出了一个由山景区、湖景区与花木景区所组成的丰富、和谐、完整的景观体系。”[8]湖景、山景、花景既判然有别又遥相呼应，映现着作者对山光、水色、花影冲融的欣赏。 景观组诗的组合与园林景观设置、景点布局常有着微妙的对应关系。蔡襄《漳南十咏》按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的顺序介绍了龙台、城东水阁等漳南十景，犹如一幅舆地图，清晰地呈现了漳南地区的景观布局。王毅在《园林与中国文化》中说：“在中国古典园林中，众多景观间的组合艺术比某一局部景观的塑造占有更重要的地位，所以造园艺术通常又被称为‘构园’。……那么从盛唐时期王维的辋川别业则可看出这种组织艺术在士人园林中的成熟。”[9]121-122中唐之后，文人在较庄园小得多的宅园、庭院之内，建立景观体系成为主流，这种构园艺术尤能体现出作者的匠心。如韩愈《奉和虢州刘给事使君三堂新题二十一咏》序云：“虢州刺史宅连水池竹林，往往为亭台岛渚。”从序中可知，此园有新亭、流水、竹洞、月台、渚亭、竹溪等景。这种置诸景物于一宅园之间已与王维布景于整个辋川山谷，有了很大的区别，体现了“壶中天地”空间组合原则，因而更具“写意性”。苏轼在《池上二首》对小池的玩赏，于园林中数尺小池之间体会到无比广大的境地，正是此种审美趣味的延续。 二是以游踪组景。唐人在别业、私家园林，或是隐居之处，所写的景观组诗基本上是按照景点的空间布局次第排列。而更大空间中的景观组合，则以诗人“游踪”来串连。如杜甫的《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写作者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所见山林景色和游程感悟。组诗移步换景，次第展开，景观之间均以“游踪”来贯穿。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始于《始得西山宴游记》，止于《小石城山记》，也以出游次序来连缀，构成了一个“自足的空间”，借以书写胸中的郁闷。韦处厚《盛山十二诗》作于被贬开州刺史任上。盛山偏僻荒凉，但景色优美，尤以茶岭、隐月岫、宿云亭等十二景最负盛名。诗人与好友温造、柳律师等，入溪谷，上岩石，追云逐月，通过游踪，将盛山美景渐次呈现。诗中洋溢着徜徉山水间的愉悦与闲适，全无贬谪的凄怆悲伤。陆希声《阳羡杂咏二十九首》、皮日休《太湖诗二十首》、姚合《杏溪十首》、钱起《蓝田溪杂咏二十三首》等，亦依此组景。 与纪行诗景观范围宽泛不同，此种景观限于特定的空间(地点)范围。作者通过游踪来“组构”景观——这是一个带着美好追求对景物进行“筛选”或“框景”过程，有利于展示诗人对景观的审美感悟，使其成为既有自然性又兼具人性的空间形态。苏轼在凤翔府任职时，谒孔庙观岐阳石鼓，游开元寺、天柱寺、真兴寺，泛舟东湖，游贞园，访秦穆公墓而作《凤翔八观》。据诗序可知，诗人有感于“好事者有不能遍观焉”，以游踪串联，选择“可观者”组成凤翔八景，状物述怀，营造出浓郁的“怀古”氛围，借古讽今，以告“欲观而不知者”。陆蒙老《嘉禾八咏》描绘了嘉兴的会景亭、金鱼池、披云阁等八处自然景观和名胜古迹，同样是以游踪来组织，不受真实地理位置所拘缚。韩琦《麓山十咏》、苏辙《和子瞻凤翔八观》、贺铸《历阳十咏》等均如此。以游踪贯穿的八景诗既有山水画的审美特性，又有地图的指示性，介于地图与山水画之间。 三是按“意识流动”来组景。作者在回忆或想象状态下，依照意识中景观呈现的次序来组合，构造出一种“情景合一”的空间处理方式。如李德裕《春暮思平泉杂咏二十首》正是按照“思”的进程逐一呈现，构成一个存在于“心理空间”的景观群，以表达作者思念之情。《思平泉树石杂咏十首》《重忆山居六首》中，以“思”“忆”来结构景观，将包蕴着士大夫坚贞品格、高洁之志的松、桂、竹等意象置于突出的位置，传达出作者退隐、归休的意愿和遗世独立的情操。刘禹锡《金陵五题》选择南京城内的石头城、乌衣巷、台城、生公讲堂、江令宅等五个人文景观，是作者“未游秣陵”“跂而望之”的情形下，依靠“想望”而作。所营造的景观空间浸染着浓郁的历史兴亡感，体现了“自然空间”与“心理空间”的高度融合，是典型的“诗意的空间”。 以意识为主导，对空间景观进行组合，突出景观意象性，这种组景方式影响了宋代八景诗的取景。陈蒲青在《八景何时属潇湘——“潇湘八景”考》一文指出：“‘潇湘八景’是泛指湖南湘江流域的比较典型的景色。其中除了‘洞庭秋月’是确指洞庭湖以外，其他七景都不限于某个具体地点。”[10]可见，著名的“潇湘八景”并非实景，而是诗人对江南景色作“典型化”处理后的“景观集成”。同样的情形在释德洪的《潇湘八景》、李纲的《梁谿八咏》中也存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