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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论文阐述南宋时期士人的“吏隐”心态与笔记小品创作新变之间的深刻联系。南宋大批士人边隐边仕的“吏隐”的生态与心态，使他们既不失传统士人身份和人文素养，又兼具个人闲适趣味和享乐文化的价值取向。特定心态、趣味、取向的合力，使笔记创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动力与广阔空间，拓展了笔记小品的叙写题材，丰富了笔记小品的艺术特色，加速了笔记小品与志人、志怪、传奇小说的分离趋势。 关 键 词：南宋/士人/吏隐/笔记/新变 作者简介：刘师健，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南宋虽国势孱弱，但在文化发展史上，却有着重要的地位。它一方面继承与延伸了北宋的文化，另一方面在时局变动、思潮更迭的历史条件下，又产生了一系列新质的变化，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近世之变①。有学者认为，“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模式，是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②。 作为社会政治、文学与文化的主体，士人自然是引起这种历史现象的关键因素，也一直备受学界关注。但学界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士人通过科举的向上流动，而对他们本身心态在社会变动中的转变，以及在转变过程中对笔记创作主体的心境影响，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尽管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分类详述了各朝笔记内容的情况，但由于研究主要局限在笔记的著述内容方面，士人心态在社会变动中的变化与笔记创作的取向，也就不在其考察范围之内。至于吴礼权、苗壮、陈文新以来大量关于笔记文体的分类、史料价值、审美特征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虽然注意到了这种文体在南宋的新变与发展，但对于士人心态与这种文体新的写作倾向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底蕴，缺乏深入的考究。实际上，南宋士人心态与笔记文体创作的新变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因此，从社会变动引起士人身份、思维变化，从中揭示士人的文化心理，以及因此导致笔记文体新变的内涵特征及其意义，是本文试图探究的。 一、南宋的官场生态与士人心态 宋室南渡后，士人心态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传统的儒者形象逐渐分化，具有了新的时代特征。 首先，政治时局的变动使士人身份随之生变。偏安时期，统治者昏庸无能、骄奢淫逸，大臣之间结党营私、互相倾轧，王朝已是“君不似乎人之君，相不似乎君之相，垂老之童心，冶游之浪子，拥离散之人心以当大变，无一而非必亡之势”的岌岌可危的时局③。加之“三省至百司事有违失，皆得谏正”的严苛的台谏监督弹劾制度④，朝廷上下常常是“一唱百和，唯力是视，抑此伸彼，唯胜是求。天子无一定之衡，大臣无久安之计，或信或疑，或起或仆，旋加诸膝，旋坠诸渊，以成波流无定之宇”的局面⑤。处于党争漩涡之中的士人大都是“志未伸，行未果，谋未定，而位已离矣”⑥，稍不留神，便被摒斥于统治阶层以外。大量寒族下层士人纷纷沦落民间，分化为游士、幕士、儒商、塾师、相士、术士、隐士等江湖士人，其身份实现了由唐代的“世家大族”，北宋的“文官家族”，到南宋“地方精英”的转化⑦。 其次，时代的思想根源使士人实现了思维的转变。卡尔·雅斯贝斯在《时代的精神状况》中说：“人不仅生存着，而且知道自己生存着。他以充分的意识研究他的世界，并改变它以符合自己的目的。”⑧处在动荡的时局面前的士人不得不开始研究他的世界，尝试改变世界来符合自己的目的。这时，陆九渊承继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的心学观念应运而生，强调对于理的体验式追求而不是道学的认识式印证⑨，诚如陆九渊所说：“人心至灵，此理至明。人皆具有心，心皆具是理。”⑩只要认识了心，也就达到了理，由追求外在事功转向关注自身价值，倡导人从名利世界回归澄澈透明的精神世界，突出了对内在心性、自我价值的强化，更贴近了现实生活。这正契合了备受思想束缚与精神压抑的士人，他们由此把注意力投向内心世界，力图以自我心理的调整去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努力为个体生命和精神寻找自适点，由“外王”而转入“内圣”，实现了思维方式的转变。 再者，传统文化使士人找到了契合自身的心灵归宿。随着时代的发展，隐逸文化的精神化倾向日渐明显，注重心性，修炼主体精神的“心隐”逐渐取代了传统意义上的凿岩穴居、餐霞饮露的“形隐”。白居易以仕为隐的“吏隐”心态和行为对南宋士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它强调“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道治其心，旁以山水风月歌诗琴酒乐其志”(11)(白居易《醉吟先生墓志铭》)。既保持理想，又可在“禅定”的状态中潜心体验鲜明活泼的生命本质，或在山林江河、田园台阁、品茗饮酒、吟诗作文中恣意享受生活的乐趣。这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回避社会政治的“逃禄归耕”，而是“隐在心间”的一种实实在在的快乐的生存体验。这对承担了太多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又受到“政统”羁縻、控制，但又不想为外物所役，还希望保持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的南宋士人来说，实在是一个两全其美的选择。他们走向自然、优裕自如地享受自己的各种爱好，为心灵找到了一片新的生存空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