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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诞生之后，通俗小说史是否存在着近200年的空白？中国古代文学何以在明代后期迎来通俗小说的时代？对此，人言言殊，莫衷一是。本文从大众娱乐文化视角，探讨了明清通俗小说大众娱乐文化商品的属性，认为作为小说商品，明代前中期根本不曾存在什么“空白”；而作为小说文本创作，就创作发展史的角度而言，在《水浒传》与《三国演义》之后，的确出现了较长时段的断档。通俗小说时代姗姗来迟，恰与通俗小说作为大众娱乐休闲文化商品消费时代的迟到直接相关。 关 键 词：明清通俗小说/《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商业出版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江南文化视野下明清通俗小说研究”(14BZW09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冯保善，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 一、明代江南大众娱乐文化与商业出版的勃兴 明初，朝廷重本抑末、节俭治国，打压江南富户，所谓“太祖塞之，遂渐萧索”①。仁、宣以后，朝廷政策取向有所改变，江南经济开始复苏，至成化臻于繁盛，如归有光说：“明有天下至成化、弘治之间，休养滋息，殆百馀年，号称极盛。”②王锜说：“吴中素号繁华，自张氏之据，天兵所临，虽不被屠戮，人民迁徙实三都、戍远方者相继，至营籍亦隶属教坊。邑里潇然，生计鲜薄，过者增感。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闾簷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馆亭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凡上供锦绮、文具、花果、珍羞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刻丝累漆之属，自浙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③ 随着江南社会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繁荣，市民队伍的壮大，社会结构的调整，江南社会风尚也悄然发生了变迁。如正德《姑苏志》中说：“吴下号为繁盛，四郊无旷土，其俗多奢少俭，有海陆之饶，商贾并辏，精饮馔、鲜衣服、丽栋宇，婚丧嫁娶，下至燕集，务以华缛相高。女工织作，雕镂涂漆，必殚精巧。”④正德《松江府志》中说：“成化来渐侈靡，近岁益甚，然其殷盛，非前日比矣。”⑤嘉靖《江阴县志》中说：“国初时民居尚俭朴……成化以后，富者之居僭侔公室，丽裾丰膳，日以过求。”⑥天启《海盐县图经》中说：“吾乡习俗俭朴，自国初已然。……成化来渐侈靡，近岁益甚。越礼非分，殆无纪极。”⑦ 物质享乐仅仅是享乐消费的一个方面，其自然发展，便是更高层次的娱乐休闲文化消费。成化年间成为大众娱乐文化发展史上重要的节点。丘濬于成化年间创作的《五伦全备记》，其第一出副末开场有云：“书会谁将杂曲编，南腔北曲两皆全。”又云：“今世南北歌曲，虽是街市子弟、田里农夫，人人晓得唱念。”此可见当时南北歌曲流行的盛况。成化二年进士陆容，其《菽园杂记》卷十记载了成化、弘治年间浙江戏曲艺术的发达：“嘉兴之海盐，绍兴之馀姚，宁波之慈溪，台州之黄岩，温州之永嘉，皆有习为倡优者，名曰戏文子弟，虽良家子不耻为之。其扮演传奇，无一事无妇人，无一事不哭，令人闻之，易生凄惨。” 正德、嘉靖以后，娱乐业逐渐步入高潮。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描述了南京的这种变化：“有一长者言：正、嘉以前，南都风尚最为醇厚。荐绅以文章政事、行谊气节为常，求田问舍之事少，而营声利、蓄伎乐者，百不一二见之。逢掖以呫哔帖括、授徒下帏为常，投贽干名之事少，而挟倡优、耽博弈、交关士大夫陈说是非者，百不一二见之。”正、嘉之后，特别是在江南地区，伎乐风行，如晚明管志道所说：“今之鼓弄淫曲，搬演戏文，不问贵游子弟，庠序名流，甘与俳优下贱为伍，群饮酣歌，俾昼作夜，此吴、越间极浇极陋之俗也。而士大夫恬不为怪，以为此魏晋之遗风耳。”⑧成书于万历年间的《味水轩日记》，记载嘉兴的一次神会活动，持续时间长达二十天以上，并且“远近士女走集，一国若狂”，周边如“松江、无锡、杭湖之人，万艘鳞集”，不辞辛苦，远道而来，足见其热烈之程度⑨。 随着大众娱乐休闲文化的崛起，商业出版迎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一个繁盛的大众娱乐商业文化出版时代迅即到来。据陆容《菽园杂记》卷十记载：“宣德、正统间，书籍印版尚未广。今所在书版，日增月益，天下右文之象，愈隆于前已。但今士习浮靡，能刻正大古书以惠后学者少，所刻皆无益，令人可厌。”虽然他以正统的立场，认为所刻图书鲜见“正大古书”，“皆无益”之书，却真实反映了成化以后图书刻印“日增月益”、出版业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客观事实。结合昆山叶盛《水东日记》所载“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不难看出，成化年间的图书出版，在内容上出现了由雅趋俗的世俗大众化走向。 明代成化年间之后，商业性的书坊出版逐渐成为出版业的主体。戚福康《中国古代书坊研究》认为，明代是书坊出版的成熟期，其中，洪武、永乐、宣德、正统四朝，书坊总计26家；之后，成化年间14家，弘治年间20家，正德年间14家，嘉靖年间64家，万历年间125家，天启年间20家，崇祯年间25家⑩。由此可见书坊出版迅速崛起的走势。这显然不是一个完整的统计数据。缪咏禾《明代出版史稿》中，综合张秀民《中国印刷史》及《江苏刻书》，列明代金陵书坊105家；方彦寿《建阳刻书史》中，列明代建阳书坊221家；顾志兴《浙江出版史研究——元明清时期》中，列明代杭州书坊36家。陈昭珍《明代书坊之研究》统计，明代书坊有405家，刻书1132种，其中：建阳151家，刻书560种；浙江50家，刻书104种；金陵92家，刻书243种；苏州36家，刻书74种；北京9家，刻书35种；徽州(新安)3家，刻书26种。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统计，明代书坊有409家。郭孟良《晚明商业出版》根据杜信孚、杜同书《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统计：江苏(不包括松江府)书林351家，刻书1035种；浙江95家，刻书186种；福建257家，刻书947种；北京23家；徽州36家(11)。由上可以约略见出明代书坊的发展脉络，以及书坊刻书的主要区域分布。其中心地带，集中在建阳、金陵、苏州、杭州四地；书坊的飞速发展始于嘉靖年间，如建阳新开书坊13家，金陵新开书坊10家，苏州新开书坊9家，杭州新开书坊4家。万历年间，金陵新开书坊则超出了建阳。书坊出版物的内容，更多地集中在通俗日用类书、文艺类读物等大众图书。显见，在明代中后期的商业出版大潮中，图书出版结构较之以往有了重大调整，大众文化读物已然成为最重要的题材内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