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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诗牌是一种木质薄板，用以题写诗歌。在唐宋，诗牌遍布于僧寺道观、亭台楼阁、旅店邮驿等各个公私场所，是诗歌繁荣盛况下的器物与文化印迹。诗牌具有诗歌文献的保存与传播功能，并对诗歌创作产生了广泛影响。诗牌的出现，除了体现社会欣赏与收藏诗歌的风气之外，亦体现了诗歌创作、阅读与传播过程中的种种文化现象，在诗歌发展史上具有独特意义。 关 键 词：唐宋/诗牌/传播/媒介/诗歌文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2CZW057)。 作者简介：周斌(1983- )，男，浙江慈溪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专业方向为唐宋文学和宋代艺术研究。 自古以来，文学书写媒介与传播媒介的变化，不仅具有技术史上的革新意义，同时更能体现文学史乃至文化史的续承变迁。如纸张的应用对于汉魏晋初文学的影响、雕版印刷对于宋代古文运动的影响，等等，早已为学者所揭示①。而作为专属于诗歌题写与传播媒介的诗牌，则兴盛于诗歌繁荣的唐宋时期，并对诗歌创作与传播产生重要影响，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诗牌又称诗板、诗版，是一种木制薄板，用以题写、传抄诗歌。虽然古人有把文字写在竹木简牍上的古老传统，但随着纸张的流行，这一传统便逐渐成为陈迹。但到了唐宋，诗牌又开始兴起且被广泛应用，并与雕印、题壁、石刻一起，成为诗歌传播的重要媒介。学者对后面三种媒介的讨论较多，而对诗牌的关注较少。本文从诗牌的产生背景、题写方式、功能与作用四个方面出发，讨论相关问题。 一、诗牌的产生背景 诗牌产生于诗歌的黄金时代唐宋。唐宋以诗赋取士，诗歌繁荣，诗人名家辈出，社会爱诗重诗，蔚为风气。因而作为一种诗歌书写与传播的媒介，诗牌便应运而生。明代胡震亨指出： 或问：“诗板始何时？”余曰：“名贤题咏，人爱重，为设板。如道林寺宋杜两公诗，初只题壁，后却易为板是也。”[1](P305) 胡震亨这段评论，揭示了诗牌产生的社会基础，并举了宋之问与杜甫题壁道林寺的例子：宋、杜二诗本来只题在壁上，因被世人爱重，故被制成诗牌。不独唯是，后人还专门在道林寺修建了“四绝堂”，将宋之问与杜甫的诗牌，连同唐代著名书法家沈传师与裴休所留的笔札一齐供奉展览，以吸引游客。因而后代文人墨客每至道林寺，观“四绝”，多有感发题咏，如晚唐诗人韦蟾《岳麓道林寺》诗云：“沈裴笔力斗雄壮，宋杜词源两风雅。”②齐己《游道林寺四绝亭，观宋杜诗版》诗云：“宋杜诗题在，风骚到此真。” 以上例子生动地说明了诗人诗牌被人贵重，并且景借诗传、诗因景益的社会文化风气。一方面，唐宋诗歌繁荣、诗人辈出，催生了一股赏诗爱诗、读诗评诗的热潮。另一方面，唐宋漫游宦游之风盛行。诗人名流来到某一胜地，兴之所致，题下诗篇，景点主管人员、地方郡守或乡贤邑人得而宝之，根据诗篇制成诗牌，置于景点某处展览，使景借诗传、邑里增辉。这是诗牌产生的社会背景。因而在唐宋，凡僧寺道观、亭台楼阁等游览胜地，多有诗牌。且看如下材料： 白居易除忠州刺史，自峡沿流赴郡。时秭归县繁知一闻居易将过巫山，先于神女祠粉壁大书此诗，居易睹之怅然，邀知一至，曰：“历山刘郎中禹锡，三年理白帝，欲作一诗于此，怯而不为。罢郡经过，悉去诗板千余首，但留沈佺期、王无竞、皇甫冉、李端四章而已。”[2](P5267) 蜀路有飞泉亭，亭中诗板百余篇。[3](P447) 江州琵琶亭，诗板甚多。[4](P141) (周)煇顷随侍赴官上饶，舟行至钓台，敬谒祠下。诗板留题，莫知其数。[5](P109) 予(方回)淳佑中，偶至灵隐冷泉。时京尹尽去楣间诗板，仅存其二。[6] “诗板百余篇”、“诗板留题、莫知其数”，可见上述地方的诗牌之多。而巫山神女祠，竟有“诗板千余首”，这使我们不能对诗牌的存在价值视而不见。又根据材料中“亭中诗板百余篇”、“尽去楣间诗板”等提示，可知很大一部分诗板，是以悬挂于栋梁或墙壁这种方式向世人公开展示的。 除了上述这些游览胜地，像旅店、酒务这些人来客往的商业场所亦有诗牌： 夜宿客馆，读天复四年孙偓、李侗、宋齐丘、沈彬、孟宾于、徐铉、陶渊诗牌。[7](P225) 酒务在云阳桥西，嘉定中令朱天锡重建，诗牌云：“百里欢声歌扇底，万家和气酒杯中。”[8] 上述诗牌，地点不同，其功能与创制目的亦略有不同。如果僧寺道观等游览胜地的诗牌还具有文化景观的功能外，那么像位于旅店这样商业场所的诗牌，当是诗人留题后，店主为向世人夸耀，以吸引顾客所制，带有颇浓的商业意味。但两地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人流量大，故而能使诗牌之诗得到广泛的阅读与传播。不管如何，在唐宋，诗牌实是诗歌的一种重要的保存与传播媒介。扩而言之，诗牌的大量存在，势必使诗歌脱离纸媒的封闭阅读与传播限制，而成为一种广泛的公共阅读。如同今日街头的各种广告牌体现着社会浓厚的商业文化一样，诗牌的大量存在，则体现了唐宋浓郁的诗歌文化气息，是唐宋诗歌繁荣的器物与文化印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