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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诗牌的功能 (一)观赏与阅读功能 诗牌因多悬挂于僧寺道观、亭台楼阁等游览胜地，因此诗牌首先便具有观赏功能。僧寺道观环境清幽、亭台楼阁开阔胸襟自不必说，同时，在观赏自然山川带给人们的舒适惬意之时，还有诗牌可观可读，这又增加了游览活动的人文性与趣味性。因而文人墨客们去某地游览时，寻诗牌、读诗牌常常成一项重要活动： 余(楼钥)顷岁游云岩，有诗牌挂壁上，拂尘读之，云“朝见云从岩上飞，暮见云归岩下宿。朝朝暮暮云来去，屋老僧移几翻覆。夕阳流水空乱山，岩前芳草年年绿。”爱其清甚。[15](P232) 京口浪花迎棹白，海门山色入楼寒。茅君仙洞披图见，张祜诗牌拂藓看。(王禹偁《送牛学士知润州》) 作为一种诗歌的题写与传播媒介，自然而然地，诗牌有时还起到了拔擢人才的作用： 晏元献赴杭州，道过维扬，憩大明寺。瞑目徐行，使侍史读壁间诗板，戒其勿言爵里姓氏，终篇者无几。又俾诵一诗，云“水调隋宫曲，当年亦九成。哀音已亡国，废沼尚留名。仪凤终陈迹，鸣蛙秪沸声。凄凉不可问，落日下芜城。”徐问之，江都尉王琪诗也。召至同饭，饭已，又同步池上。时春晚，已有落花，晏云每得句书墙壁间，或弥年未尝强对，且如“无可奈何花落去”，至今未能对也。王应声曰“似曾相识燕归来。”自此辟置馆职，遂跻侍从矣。[16](P112) 晏殊从大明寺的诗牌当中得知了王琪此人，召以同饭，王琪果然不负晏殊所望，与晏殊共同完成了“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一千古名对，最后还因此跻身大官。于此可见诗牌对于拔擢人才的作用之一斑。 把诗牌悬挂起来，展示于众，作为诗人来讲，是为了推销自己；作为悬挂者来讲，是为了宣传或展示，因而无论哪一方，宣传目的还是第一位的。因诗牌多题于一些公共场所，故而其诗歌中的内容自然要契合实地，所以诗牌反过来也为这些地方起到了宣传的作用： 是岁四月二日庚子，王君与客舟行达九里，薄天柱峰下。侧入支径三里，游凤凰山，谒文清曾公墓。所谓松月庵者，有可玩三焉：曰梨屏，昔仙人范氏画梨折枝于壁，垂实三四，及春郁然而香，今徙置屏间，神品也。曰子瞻题诗板，刻系岁月。曰苦竹泉，鲁直书字径尺，今刻石上。[17] 作者描写松月庵，突出“有可玩三焉”，其中就有苏轼的诗牌。于是松月庵的人文格调，自然就不同凡响了。又如宋代诗人梁白《题徐氏金湖书院》云： 烟霞缥缈锁仙乡，万卷诗书一草堂。孝义声华辉北阙，门闾煊赫照南方。千寻瀑布侵肌冷，四季闲花扑鼻香。正是人间无敌处，王公诗版砌虹梁。 有王公权贵的诗牌揄扬，金湖书院肯定是“人间无敌”，蜚声在外。这就像今天的旅游景点或者高等院校，喜欢请著名书法家或领导人来题名一样。 因诗牌具有观赏功能，又能对景点起到宣传作用，故而人所爱重。特别是一些诗牌，所题的如果是名流大腕的亲笔墨宝的话，那么诗牌除了诗歌文本的观赏价值外，同时还兼具书法价值与收藏价值，因此自然就是镇室之宝： 长沙之湘西，有道林、岳麓二寺，名刹也。唐沈传师有《道林诗》，大字犹掌，书于牌，藏其寺中，常以一小阁贮之。米老元章为微官时，游宦过其下，舣舟湘江，就寺主僧借观。一夕张帆，携之遁寺。僧亟讼于官，官为遣健步追取还。世以为口实也。政和中，上命取诗牌而内诸禁中，亦效道林而刻之石，遍赐群臣，然终不若道林旧牌要不失真。[18](P218) 沈传师(769-827)为唐代著名书法家。材料中沈之《道林诗》，为《次潭州，酬唐侍御、姚员外游道林岳麓寺题示》一诗。上文提到沈传师的墨宝，连同裴休的笔札与宋之问、杜甫的诗牌被专门建堂收藏，而沈传师的诗牌，到了公元11世纪米芾的时代还在，自然被人视为至宝、护惜备至。而同样作为书法家的“米癫”，居然一夜之间把诗牌偷了出来。僧人上诉到衙门，派健卒一路追赶，才得以完璧归赵。最后此事闻于天听，宋徽宗以皇帝的名义派人索取，最后在宫廷里掀起了一股沈传师书法的模仿热潮。 (二)文献保存与传播功能 作为一种诗歌题写传抄的载体，诗牌又具有文献保存功能。像上文提到的诗人主动题诗于诗牌上的例子，可知诗牌有时还是诗歌的一手文献。特别是一些题于诗牌上的诗歌，因为某些原因未及雕印刊行的话，那么诗牌就成了重要的文献来源： 黄山旧名黟山……至京二千余里，陆海不通，舟车隔绝，故罕为士大夫所游赏，而遂泯灭于无闻……元符三年，雁荡周君来尉歙邑，因按验至山，遍赏诸景，于祥符寺得图经及古今贤哲题咏以观，乃叹曰：“有如是之奇，而不闻于世者，何也？是非文字失传之过欤？亦居山者有罪焉。”遂镂图经及诗板，行于世。[19](P189) 黄山今为世界文化遗产、国家5A级旅游胜地，很难想象在宋代元符以前却是人迹罕至、泯灭无闻。今检《全唐诗》，以“黄山”为题的诗才9首，与当今黄山的名气极不相称。其原因恐怕真如作者说，是“文字失传之过”。而周姓长官来歙县作县令时，于祥符寺搜罗关于黄山的图经与诗牌，雕印传世。效果是显而易见的：黄山的游人越来越多。笔者以“黄山”为题，检索北大版“全宋诗检索系统”，得到元符以后宋人关于黄山的题咏将近百首。诗牌对于诗歌文献的保存作用以及对风景名胜的传播作用，可见一斑。同时，诗牌虽然是木质薄板，但有些诗牌的保存时限也很长。上引沈传师的诗牌保存了500年之久，这个例子或许是个案。但诗牌保存少则几十年，多则一二百年的例子，则屡见不鲜，如王禹偁曾在京口见到晚唐诗人张祜的诗牌③、韩琦曾在禅智寺见到杜牧的诗牌④，都体现出诗牌较长的保存时限。当然，这些诗牌或许是后人不断增补修刻的结果，但也不能完全排除是诗人亲笔墨宝的可能，如黄震《跋李参政三峰楼诗》载： 咸淳己巳冬，携客登楼，相与诵公之诗，三叹遗迹之莫睹。俄有报尘壤间朽木者，视之，公亲笔诗板也。字之可辨尚十七八，默计甲子，已百三十有八年。[20](P210) 南宋初宰相李光的亲笔诗牌，经过时光荏苒，掉落在尘壤间，故而字有漫漶，但还是保存了138年之久，可见诗牌具有相对较长的保存时限。由此还可以进一步推测，在唐宋诗歌总集中，有些存诗仅有几首的小诗人，却往往有一些名胜题咏的诗篇留存下来，这大概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诗牌的文献保存作用。如晚宋的刘克庄就记载了一首宋初诗人潘阆的逸诗：“信州道旁，有泉一泓，甚清，溉田极广。旧有诗牌云：‘炎炎亭午暑如焚，恰恨都无一点云。六月骑驴来到此，几乎渴杀老参军。’潘逍遥诗也，而集乃不收。”[21]刘克庄与潘阆，相隔已两百多年，而潘阆集中未收的诗歌在诗牌上得以见到，可见诗牌的文献保存作用。 与保存相对的便是损毁。当然，诗牌肯定免不了虫蠹火灾等天灾人祸的影响。不过对诗牌最构成破坏作用的，则是“打诗牌”的风气。 上文所引用的刘禹锡打诗牌的故事，即是一个清楚的例证。又如上引“蜀路有飞泉亭，亭中诗板百余篇”的后文是“然非作者所为。后薛能佐李福于蜀，道过此，题云：‘贾掾曾空去，题诗岂易哉？’悉打去诸板，惟留李端巫山高一篇而已。”飞泉亭的诗牌，也被薛能去得只剩下一篇而已。 打诗牌的情况主要分两种原因，其一，客观上，大概是由于景点里的诗牌太多，影响了观赏视野，特别像亭台楼阁这种登临送目、开阔胸襟的地方，过多的诗牌就尤为碍眼，因此不得不打去一些。清人金甡留下了这方面的感受：金甡登上太白楼，见“诗版鳞攒，殊褊迫”[22]，造成观赏视野的狭促，所以有条件的人，肯定会打去一些。 其二，主观上，则是出于某些人的艺术好尚。有些人认为自己执诗坛牛耳，有义务令好诗传世而令劣诗消失。比如材料中的飞泉亭，亭中诗板百余篇，“然非作者所为”，都是二道转制，文献价值与艺术价值都不高，故而薛能要打去许多。但不管怎样，打诗牌的行为，还是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文化损耗，如果有些诗篇还未及雕印刊行的话，那么其损失就更大了。 除了诗人的诗牌被他人打去之外，诗人自己也有打诗牌的情况，如《唐摭言》卷十三“惜名”条载： 李建州尝游明州慈溪县西湖，题诗。后黎卿为明州牧，李时为都官员外，托与打诗板，附行纲军将入京。[23](P149) 李建州曾在慈溪县西湖题诗，后来在京城做官，托友人把自己的诗牌打去，随纲运的船队托运回京。之所以要打去自己的诗牌，其原因，大概是“悔其少作”，珍惜自己的名声。 李建州打诗牌的例子，从反面证明了诗牌的传播功能。由于大多数诗牌悬挂于僧寺道观、亭台楼阁等公共场所，因而其传播作用不言而喻。李建州认识到了诗牌的传播功能，因而主动打去了自己的诗牌，在“悔其少作”的同时马上想到“毁其少作”，可谓惜名之甚。小诗人可以这样做，但如果是大诗人，其诗牌一出，天下传诵，想“毁其少作”也就没那么容易了： 荆公《题金陵此君亭》诗云：“谁怜直节生来瘦，自许高才老更刚。”宾客每对公称颂此句，公辄颦蹙不乐。晚年与平甫坐亭上，视诗牌曰：“少时作此，题榜一传，不可追改，大抵少年题诗，可以为戒。”[24](P29) 王安石的《题金陵此君亭》为少时所作，虽人所称颂，但时过境迁之后，自己却并不满意。想打去诗牌，但此诗又人尽皆知，于是只能作罢。诗牌的传播作用，可见一斑。因诗牌既出，人所皆知，即便作者想刻意修改毁去，也常常效果不佳。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在遇到文字狱的情况时，诗牌则常常成为重要物证，使诗人惹祸上身。如北宋的“车盖亭诗案”即是一例。 北宋元丰八年三月，宋神宗逝世，哲宗冲龄即位，次年改元元祐，其母高太后垂帘听政。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陆续起复，开始着手废除神宗时期新党所制定的新法。由于旧党在废黜新法过程中，遭到以左相蔡确为首的新党人员的抵制，故而其受到旧党的交章弹劾。元祐元年初，蔡确出知陈州，次年又徙安州。在安州安陆，蔡确作《夏日登车盖亭》十绝。元祐四年，知汉阳军吴处厚得到蔡确的诗篇，笺而上奏，言其有不臣之心，台谏煽风点火，遂罗织成狱，以致四年后蔡确被贬死新州。在台谏的交章弹劾中，其中右正言刘安世在一篇奏章中说： 臣近四具状，论列蔡确指斥乘舆、情理切害，乞付有司按治其罪。陛下圣德寬厚，体貌大臣，不欲轻信人言，遽行窜殛。遂降睿旨，令确开具，因依及下安州取索元本。日近窃闻确及安州皆有回奏，讪上之迹，尽如臣章。虽文过饰非、妄意幸免，而情状明著，可以无疑。臣闻确昨移南阳，既离安陆，复遣亲吏取回诗牌，洗涤刮劘，靡有存者。使确之诗意别无诋斥，虽刻之金石，固自可信。惟其内怀怨望、志在谤讪，有歉于心，惧或流播，故令毁撤，欲以灭口。推此言之，则确之罪恶何可掩也。[25](P10305) 从这篇弹文可知，蔡确的车盖亭十绝，因写于诗牌而被广为传播，因而才被吴处厚读到。这关乎到诗歌如何传播、特别是诗案中如何举证的问题，诗牌丰富了我们对历史细节的认识。而蔡确在被政敌弹劾后，暗中派人取回诗牌，“洗涤刮劘”，企图毁板灭迹。后人对蔡确在车盖亭十绝中到底有无讪谤之意，颇有争议，但从蔡确自毁诗牌这一举动中，我们或可得出一些过去被忽略的细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