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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士人的“吏隐”心态与笔记创作的新变 当吏隐成了士人的自觉意识，成了他们刻意追求的生活理想，它就会以具体化的生活样态反映在他们的笔记创作中。《齐东野语》云：“吾乡前辈俞且轩侍郎，善墨戏竹石，盖源流射泽而自成一家，逮今为人宝重。……短小精悍，清谈简约，乐易无涯岸，而居官守正不阿。……俞氏自退翁起家，未七十而纳禄者，至澄凡五人。且皆享高年，有园池、琴书、歌舞之乐，乡曲荣之。”(12)俞且轩作为一名“居官守正不阿”的传统儒家士大夫，为天下百姓服务的同时始终不忘生活的物欲享受，在家尽情欣赏园林之美、琴书之雅、歌舞之乐。他们甚至认为：“士之处世，视富贵利禄，当如优伶之为参军，方其据几正坐，噫鸣词棰，郡优拱而听命，戏罢则亦已矣……遭横逆机阱，当如醉人之受辱骂，耳无所闻，目无所见，酒醒之后，所以为我者自若也，何以加损哉？”(13)士人应是集佛徒、儒者、佳公子、诗客于一身，这才是隐逸精神的最高境界。 这种向内超越的“吏隐”心态使士人获得了高度自由的思想和自主创作的精神。诚如王国维在《宋代之金石学》中指出：“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14)充分肯定了宋代士人的精神创造能力。陈寅恪举南宋汪藻《代皇太后告天下手书》的实例说明：“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于上乘。”(15)余英时在研究朱熹以及南宋的“士大夫政治文化”后，断言：“宋代是士阶层在中国最能自由发挥其文化和政治功能的时代。”(16)他们都认定南宋士人拥有高度自主和自由的思想文化精神。当然，这种自主和自由是基于当时时局与思潮的向内心深处开掘的自由和自主，是“由受动之时代出而稍带能动之性质”(17)。基于他们这种内倾心态高度自由的创作，往往具有反观现实人生、建构生命意义的镜像化特征：一方面，不完全脱离“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的入世情结；另一方面又时常秉持一种相对纯粹的文学观念，追求情感交流的出世的自由理念。以下分述创作主体入世情结、出世理念在笔记创作中的投射情形。 一方面，他们身在江湖，却心存魏阙，此心态在笔记创作中，便体现为对黑暗时局的不满、对国破家亡的痛惜和渴望收复中原的情怀。如罗大经《鹤林玉露》“格天阁”条写道：“密奉虏谋，胁君误国，罪大恶极，上通于天，其可赦乎！”(18)反映了作者对秦桧乞和行径的抨击。赵彦卫《云麓漫钞》“秦太师十客”条(19)，记载了殿前司军校施全不畏权势、反对和议、刺杀奸相秦桧的壮举，虽反遭杀害，但他的行动却代表了平民百姓对和议的强烈反抗和对投降派的憎恨。《东京梦华录》作者孟元老源于对“节物风流，人情和美”的珍惜，源于对过去的追忆和对现在的“怅恨”，“谨省记”编次成《梦华录》(20)。诸如朱胜非《秀水闲居录》、《渡江遭变录》，王安中《入燕录》，郑望之《靖康奉使录》，赵良嗣《燕云奉使总录》等，都反映了作者对当时奸邪当道、党争倾轧、昏庸统治者的不满与忧国忧民的情怀。 另一方面，他们崇尚心灵自由，怀揣个人闲适趣味，取向享乐文化价值，笔记内容多了些“无关紧要”的奇闻异事和日常琐事。如《石林燕语》序中说：“嵁岩之下，无与为娱，纵谈所及，多故实旧闻，或古今嘉言善行，皆少日所传于长老名流，及出入中朝身所践更者；下至田夫野老之言，与夫滑稽谐谑之辞，时以抵掌一笑。”(21)《癸辛杂识》序：“余卧病荒间，来者率野人畸士，放言善謔，醉谈笑语，靡所不有。”(22)他们荣光不再，燕谈而录，自娱自乐，于生活中求取安逸，以释放心灵的羁绊。往往“或欣然会心，或慨然兴怀，辄令童子笔之”(23)。或“时时或自记录”，表现出以文为戏，文以自娱的倾向：“士大夫作小说，杂记所闻见，本以为游戏。”(24)“不敢夸于多闻，聊以自怡而已。”(25)罗大经甚至认为：“圣贤忧乐二字，并行不悖。……盖惟贤者而后有真忧，亦惟贤者而后有真乐，乐不以忧而废，忧亦不以乐而忘。”(26)把责任与娱乐协调在一起，并行不悖，鲜明地反映了文以自娱的心思。 士人自由自主的主体精神融入笔记抒写中，使其在反映社会生活和人生境遇的广阔性和丰富性上，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笔记作品。仅从笔记命名时常用“杂识”、“野语”、“闲谈”、“杂记”、“杂志”、“燕谈”、“纪闻”、“漫录”等便可窥见一斑，它不同于唐代笔记强调其事实性而以“史”为题，直接表明作者著述性质的“杂”、“野”、“琐”、“漫”，开始记录自己的生活、思想，记录旁人忽视的、生活化的内容，使笔记逐渐成为可以叙述个人生活琐事、感想的文体。正如四库馆臣所言：“其说或抒己意，或订俗讹，或述近闻，或综古义。后人沿波，笔记作焉。大抵随意记载，不限卷帙之多寡，不分次第之先俊。兴之所至，即可成编。故自宋以来，作者至夥。”(2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