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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历代诗文评都欠缺系统，知识形态无非是“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45](P377)。因此如何通过科学研究最终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内在演化绎出一条有迹可循的理论线索，就成为研究者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1934年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完成，明确以文学观念的演变作为划分中国文学批评历史进程的依据：即文学观念演进期自周、秦以迄南北朝；文学观念复古期自隋、唐以迄北宋；最末乃文学批评完成期，南宋、金、元以后直至现代。郭氏认为：“对于文学观念的认识既得逐渐正确而清楚，也即是文学批评本身的演进，因为这本是文学批评中一个重要的中心问题。所以文学观念逐渐演进，逐渐正确，则文学批评的发展，也随之而逐渐进行。”[46](P11)在郭氏看来，不同历史阶段对于“文学”的不同认知，由此导致的文学观念与文学创作的各种嬗变，正是中国文学批评史所要处理的核心问题。因此，郭绍虞关于中国文学批评演变的分期，并非单纯依据客观历史进程所作的划分，而是基于纯文学观作出的带有鲜明价值判断的历史分期，其本质是“以纯文学观作为中国文学批评演化的内在尺度，以进化观作为中国文学批评演变的历史线索”[47](P100-105)。 相较之前的研究，郭著不仅于文献材料广搜博讨，更胜在能从历史主义的高度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绎出一条演化规律与逻辑线索，在理论阐释与历史事实的关联中求得可能的融通，最终建构出一个自洽的阐释体系。尤为可感的是，其谋求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发展规律作出的科学探索，使得古代文论研究科学化进程不再局限于具体个案的讨论，而是在核实文献、精要归纳以及古今比较的基础上，完成批评史的系统建构，最终大大推动了古代文论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发展进程。 二是对中国文学批评史书写体系的探求。如果说郭绍虞着力开显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内在演化规律，那么罗根泽更多致力于探求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书写体系，亦颇助于古代文论研究的科学化进程。 罗根泽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序言”中表明，将汲取我国史书编写中的三种方法之长，创立一种“综合体”：“先依编年体的方法，分全部中国文学批评史为若干时期……再依纪事本末体的方法，就各期中之文学批评，照事实的随文体而异及随文学上的各种问题而异，分为若干章……然后再依纪传体的方法，将各期中之随人而异的伟大批评家的批评，各设专章叙述。”[48](P31-32)即全书先以编年体方式，将中国文学批评史划分为若干时期，复依纪事本末体再就各时期之文学批评问题辟设专章加以讨论，最末则以纪传体方法统摄历代批评家。 这一综合体的书写方式，在历史纵向叙述的主轴上，旁逸斜出，罗氏试图将古代文论研究从此前单一的或偏于批评家个人的文苑传、或偏于具体言说记录的诗话词话的研究模式中脱离出来，进而成为融合历时分析、个人观照并价值述评的现代学术话语。相较郭绍虞较多地经由西方现代文学观念的视域来厘析中国文学观念及其演变，罗根泽更致力于开掘中国文学批评自身的问题。罗著以大量原始史料为基础，聚焦于不同时期可称主流的文学批评观念，勾勒大体，发明大端，使得不同时代的观念区隔更为鲜明，文学形式规律的转变更为明晰，而经由这一叙述体例的独创，亦颇有助于中国文学批评史书写体系的建构。 自陈钟凡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为发端，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傅庚生踵继前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书写工作不妨视为是对中国文学批评史体系的建构。尤其是受到西方现代文学研究方法的影响，有感于注疏、提要、评点、笔记、序跋等传统文论研究方式或可抉发局部之胜义，试图通过文学批评史的书写寻绎中国文学批评嬗变的内在规律，真正建构出切合中国文学批评实际发展的理论系统。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批评体系的建构过程中，不论是历史分期的把握、研究对象的确定、研究方法的使用以及对古代文论经典命题、范畴的阐释、中外文论的比较参照，乃至最终对中国文学批评史演进规律的归纳，处处可见科学研究观念与方法所起的重要作用，由此“科学”以至“学科”，真正奠定了古代文论研究的学科基础，从集部之末升等为自成体系的独立学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