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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古代文论研究现代转型的历史过程中，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不容忽视。从古典诗文评对传统的扬弃到科学理性精神的高涨，从文论研究科学化的强调、中西融合古今对接的学术视野的形成，再到批评史体系的建构与完备，科学主义使得古代文论从古典直观形态趋向现代逻辑形态，从集部之末升等为自成体系的现代学科，重建了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图景。因此，对20世纪初科学主义思潮影响下的古代文论研究加以考察，可使我们进一步认识这一时期古代文论研究的发展进程，同时对于深入把握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转型亦有重要意义。 关 键 词：古代文论/科学主义/方法与进路 作者简介：顾文豪，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一、学术研究科学化意识的确立与衍化 “科学主义”，英文作“Scientism”，亦译为“唯科学主义”。严格来说，科学主义并非特指科学，而是指人们对待科学的态度和立场。关于科学主义的界说，在不同时期以及不同的观念体系中不尽相同，但不论何种形式的科学主义，最终都主张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和观点扩展到非科学领域，成为理想的知识范型。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科学主义是“科学的形上之维”，是以科学为核心的科学方法的泛化延展，它坚信科学真理的绝对性、科学方法的普适性以及科学价值的扩张性，由此使得科学观念成为一种话语权威，施诸于不同知识领域。① 就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界来说，随着经学时代的终结，传统的知识体系已无法应对中国的现代性危机，学科分化与独立迫在眉睫。同时，知识分子群体试图经由对科学真理的绝对推崇、科学方法的极端强调以及科学价值的确认，最终使科学为中国现代性发展提供观念支持。因此，在历史深因与现实语境的双重形塑下，在中西文化的冲撞交融下——虽然此时西方的科学主义已大致取得较为完备成熟的发展状态，超越了启蒙阶段，而现代中国的科学主义则偏于通过科学的实证方法与理性精神来开启现代性启蒙——欧洲16世纪之后诞生的现代科学渐始为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与“民主”一词一起被肯认为现代中国的核心价值。 而随着科学在不同知识领域的日益滋蔓，其最特出的表现在于“把所有的实在都置于自然秩序之内，并相信仅有科学方法才能认识这种秩序的所有方面”[1](P17)。科学逐渐成为知识的理想形态以及判定知识合法性的重要依据，所谓“科学为正确知识之源”[2]。科学此时不仅是“救亡”与“革命”时代背景下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道，而且也被知识分子许为中国学术研究现代转型的关键所在。学者们试图以对科学精神的推举与科学方法的强调，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固有文化，最终使得人文学科研究的学术言路与理论形态发生巨大变革。 为此，学者们首先对中国过往学术研究展开全面省思与批判。他们普遍认为，“中国学人大病在一空字”[3](P34)，相较之下，西人学术则“愈变愈实”[4](P40)，中国人“发明的东西虽不少，而对于有系统的纯正的科学建树几乎等于零”[5](P3)，加以“中国人的心理偏向重综合而不喜分析，长于直觉而短于逻辑的思考”，造成中国学术缺乏“谨严的分析与逻辑的归纳”[6](P1)。亦即时人认为中国传统学术之弊乃在过于空疏、长于兴会的阐发，短于逻辑的归纳，可以情感、不能理究。 另外，由于不善综合，议论凿空，中国学术往往显得全无系统，缺乏条理。王国维批评那些国学遗老：“学问虽博，而无一贯之系统。”[7](P53)陈独秀明确宣称：“吾国人学术思想不进步之重大原因，乃在持论笼统，与辨理之不明。”[8](P253)许啸天更是激烈直言：“中国莫说没有一种有统系的学问，可怜，连那学问的名词也还不能成立!”[9](P6)对于学术研究的系统性确认，已经成为人们用以评价学术研究进步与否、科学与否的重要标准。此亦符合梁启超对科学与科学精神的定义：“有系统之真知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10](P3)由此，学者普遍认为用以补救中国固有学术之弊的根本途径，即是资鉴西方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创建符合现代科学要求的学术体系。 具体来说，这一新体系的建立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以专精之分科成专精之学术 1919年朱希祖发表《整理中国最古书籍之方法论》一文，指出：“我们中国古书中属于历史的、哲学的、文学的，以及各项政治、法律、礼教、风俗，与夫建筑、制造等事，皆当由今日以前的古书中抽寻出来，用科学的方法，立于客观地位整理整理，拿来与外国的学问比较比较，或供世人讲科学的材料。”强调倘不用“科学的方法”，则“心思漂泊无定，是非既无定见，前后必不一致”[11](P97)。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亦表示：“社会日复杂，应治之学日多。学者断不能如清儒之专研古典。而固有之遗产，又不可蔑弃，则将来必有一派学者焉，用最新的科学方法，将旧学分科整治，撷其粹，存其真，续清儒未竟之绪，而益加以精严。”[12](P107)1929年何炳松《论所谓“国学”》一文倡议：“当现在分工制度和分析方法都极发达的时代……让我们大家分头都藏到‘壁角’里去，老老实实做一点文学的、史学的、哲学的、科学的或者其他各种学术的小工作。”[13]胡朴安《整理中国学术之意见》则强调中国之旧学术“若不加以整理，仍旧为经、史、子、集的系统，不但世界学者不能了解中国的学术真相，就是中国的后起者，对于中国的学术，亦渐渐生鄙弃的心”[14](P198-199)。诸家皆意在批评中国传统学术各学科畛域不清，提倡打破原先囫囵相混的学术体系，以使各学科做更精细明确的擘画，最终造成更专精细致的研究。 (二)以系统之研究清整固有文化 学科细分的最终目的是为学术研究的系统化，清整学术系统的内在逻辑，即沈兼士所言“大凡一种学问欲得美满的效果，必基于系统的充分研究”[15](P362)。如果说中国固有学术传统以“博雅”为尚，那么在科学主义思潮影响下，“系统”逐渐取而代之，成为学术研究的新判准，所谓“凡学问之事其可称科学以上者，必不可无系统”[16](P202)。 系统化的具体表现即为条贯分明，层次清晰。顾颉刚指出章学诚《文史通义》“无声无息了近一百年”，要之即因清代学者皆“为琐碎的考证束缚住了”，直到欧化近来，“大家受了些科学的影响，又是对于外国学术条理明晰，自看有愧”，才懂得章著的价值。[17](P1002)胡朴安指出：“所谓系统者，谓能搜辑多种之书，以为一种学术之汇归，使人阅之，不必他求，而能明其原委也……使深沉之学术皆有条理之可循，使散漫之书籍皆有伦类之可指。”[18](P276)黄侃虽耽溺旧学，亦认为：“夫所谓学者，有系统条理，而可以因简驭繁之法也。”[19](P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