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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融通之外，古今对接也成为古代文论研究方法论更新的另一关键。如果说前者更多地赋予研究者以异域视野，丰富了古代文论的阐释可能，那么后者则是传统文论研究方法的深化发展，其中尤可关注的是传统历史考据学与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相对接而形成的新的研究范式。 作为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方法之一的考据学，向来不免饾饤之讥，但因其重实证、不尚空谈的学术性格，反在近现代科学主义思潮的文化语境中颇受推崇，梁启超指出“清儒之治学，纯用归纳法，纯用科学精神”[34](P62)，胡适坦言“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35](P216)。正因考据学与科学主义形成某种内在勾连，遂成为国学研究科学化的本土资源，涵育出以考证、注疏、校勘等方式为主的研究形态。但随着学术研究的日益精进，单纯考订文献、训诂字词的考据型研究颇遭诟病，闻一多明确宣称“训诂学不是诗”[36](P356)，强调须在全面把握作品文学旨趣的基础上，才辅之以密察考辨。而将历史考据与文学批评相结合，从传统经学话语的研究模式中脱离出来，既求得历史之真，亦能了解文学之本的研究佳范，允推朱自清《诗言志辨》。 朱氏认为，“诗言志”、“思无邪”、“辞，达而已矣”等，以及《庄子》中的“神”、《孟子》中的“气”等等都是“诗文评的源头，从此江、淮、河、汉流贯我们整个文学批评史”[37](P189)，因此“若有人能用考据方法将历来文评所用的性状形容词爬罗剔抉一番，分别决定它们的义界，我们也许可以把旧日文学的面目看得清楚些”[38](P22)。 前人认为诗多不可解，朱氏则认为，“单说一首诗‘好’是不够的，人家要问怎么个好法，便非先做分析的工夫不成”[39](P59、61)，而分析方法则是“一层层换着剥起去”[40](P2)，因为“文学批评里的许多术语沿用日久，像滚雪球似的，意义越来越多。沿用的人有时取这个意义，有时取那个意义……极其错综复杂”[41](P189)。落实到具体研究，朱氏先对文学批评意念作从字义、词义连及文义的精确考辨，重点“探索词语的应用史和语义的变迁史，以揭示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发展规律”，复从具体政治文化制度变迁加以归纳、综合与比较，因此朱自清的考辨方法“既不是纯客观的‘征实’，又不是纯主观的‘发挥’，而是二者的结合”[42](P349、352)。 朱自清对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心观念”的精到把握，使得传统的历史考辨方法不再只是文献的爬梳，而转为挖掘材料的内在意涵。更重要的是，朱氏“于纵向的批评史研究之外，开辟了横向的系统研究，建构了中国诗学理论的基本框架”，同时“没有套用西方的理论框架”，而是试图“建立中国文学理论体系的新路”[43]，提供了更科学的研究范式，改变了一味套用西方文学理论架构阐释中国文学批评观念的学术趋向，使得传统考据学摆脱陈旧的研究束缚，实现了方法论上的现代转型。 此外尤须一提的是，当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阶级分析法渐次输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也因此获得全新的理论能量与研究工具。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观念与方法指导下，传统历史考辨研究从单纯的文献考订与辨伪释义，升等为对作品、作者所在时代的整体社会历史的考察，尤其着重研究作品所反映的时代生活、物质基础与社会现实，作者的阶级身份与政治倾向，大大提升了传统历史考辨研究方法的思想高度与文化意涵。 综上所述，在科学主义思潮的催动下，古代文论研究产生了强烈的方法论自觉，试图通过对西方现代文学批评观念与方法的学习运用，造成古代文论研究方法领域的新变，最终形成中西融通、古今对接的综合研究格局。 (三)由“科学”以至“学科” 朱自清尝言：“现在写中国文学批评史，有两大困难。第一，这完全是件新工作，差不多要白手成家，得自己向那浩如烟海的书籍里披沙拣金去。第二，得让大家相信文学批评是一门独立的学问，并非无根的游谈。换句话说，得建立起一个新系统来。这比第一件实在还困难。”[44](P539-540)换言之，古代文论研究要从“集部的尾巴”升等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具备学科独立的合法性，关键在于要“建立起一个新系统”。无论是文学研究科学化态度的强调，还是中外融通古今对接的综合研究趋向，古代文论研究的科学化进路最终谋求的即是建立现代的、科学的古代文论研究体系。 而这一由“科学”以至“学科”的学术体系营构进程，大抵有如下两大表现： 一是对中国文学批评史演化规律的绎归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