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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冶春诗社 王士祯“红桥修禊”、“冶春唱和”，还生发出所谓的“冶春诗社”。关于“冶春诗社”的记载，目前所见比较原始、完备的，即为前及边中宝《竹岩诗草》卷下《题冶春诗社图》八首小序[24]： “冶春诗社”者，阮亭先生司李扬州时修禊故地也。康熙甲辰上巳，先生于小秦淮西岸北控虹桥之区，与诸名士赋诗饮酒，极目骋怀，首唱冶春诗廿四章，群贤和之。一时佳话流传，直追永和故事。嗣后地渐荒芜，归之田氏。主人香芷，念前修之遗迹，慨兴废之靡常，即其址扩而新之，名曰“冶春园”。倩王虚舟笔，大书“冶春诗社”，泐之石。又觅名画工绘图，且为记。顿使先哲所遗，焕然改观焉。乾隆壬辰，余偕随园弟来游，见夫崇楼复道、异石繁花，心为之喜。及披阅图记，更不觉悒悒于百有九年之往事也。题诗八首，亦犹是“俯仰今昔，感慨系之”云尔。 这里“壬辰”为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小序及诗歌应该就作于这一年。蒋士铨《忠雅堂诗集》卷二十也有《“田园”主人画冶春诗社图，即阮亭司理红桥修禊处。既为作记，缀诗十二首》[25]1300-1301，编年同样在“壬辰”。唯蒋士铨所撰图记，其《忠雅堂文集》内未见，有可能已经遗佚。 根据边中宝这篇小序的叙述，可以知道这个“冶春诗社”实际上是一个地名。其之所以取这个名字，乃是因为该地原为王士祯举行“红桥修禊”及首次“冶春唱和”的地方，相当于一个纪念性的场所。此时的主人姓田，名毓瑞，“香芷”疑为其字，捐有知府衔。蒋士铨该组诗歌，最末第十二首称该地为“田家园子”[25]1301，标题则简称“田园”。“冶春诗社”就位于“田园”之内，而“田园”又称“冶春园”。所绘《冶春诗社图》乃是关于这个地方的风景图，而不是某一个诗社的社图。 《冶春诗社图》的绘画时间应该在边中宝等人题诗之前，但具体年份无法确定。卢见曾《雅雨堂诗集》卷下《红桥修禊》四首小序，曾叙及乾隆二十二年“丁丑”(1757年)皇帝第二次南巡时，扬州红桥所在的“保障湖”一带疏浚整理，“两岸园亭，标胜景二十”，其中有一景称作“冶春诗社”⑧。这应该就是指田毓瑞的“冶春诗社”，或者以之作为标志性建筑。稍后李斗撰《扬州画舫录》在“冶春诗社”“冶春园”诸名称之外，还一再提到“冶春社”“冶春茶社”“冶春楼”以及“倚虹园”“虹桥修禊”等等(文繁不注)，大致也都在这个地方，只不过涉及不同时代，名称有别，或者范围大小不尽相同而已。到了同治年间，“旧在虹桥西岸‘冶春园’内”的“冶春诗社”“久圮”，“运使方濬颐移建长春桥旁‘课桑局’后”⑨，如同方濬颐《二知轩诗续钞》卷十四《平山堂杂诗，次研山韵》十首之七起句及自注所云：“冶春诗社湖东补(社本在湖西)”[26]。这就更加说明，“冶春诗社”仅仅是作为地名使用，而并不是一般所说的诗社。 不过，自从“冶春诗社”这个名称出现之后，就有人有意无意地将它理解为一般所说的诗社，也就是将王士祯“红桥修禊”当成了诗人结社。一是像前及边中宝《题冶春诗社图》八首，正文有云：“虹桥南畔开诗社，多少名流得得来。”(其二)“主盟首唱冶春章，梁苑邹枚各献长。”(其三)[24]这就认为王士祯当时是在“开诗社”，并担任通常所说的社长。二是像光绪年间，扬州地区有一个臧谷等人组织的诗社“冶春后社”。其既称“后社”，自然是相对于“前社”而言，等于也把“冶春诗社”理解为一般所说的诗社。两种表述，都有可能给后世的读者造成误导。 然而事实上，王士祯等人举行“红桥修禊”，并没有结社之意，更没有立社之名。康熙初年，正是清政府严禁文人结社的时候。王士祯身为掌管刑法的朝廷命官，这方面的头脑无疑比一般人更加清醒。他后来一路官运亨通，仕至刑部尚书，与他作为一个诗人虽多有集会唱和之举却从不明确创立诗社恐怕也不无关系。无论从主观还是客观上来看，这个“红桥修禊”相对于结社而言，都仅仅是一般所说的集会。 附带关于道光年间山东王培荀撰《乡园忆旧录》卷四曾说[27]： 渔洋……在扬州作冶春词……后田家园作《红桥诗社图》，蒋心余题之云：“难觅风流杜牧之，绿杨城郭故迟迟。如何一片红桥水，肠断渔洋七字诗。”“红桥诗社”与“秋柳诗社”，南北辉映，永为骚坛故事矣。 这里所谓《红桥诗社图》，实际应该是《冶春诗社图》。所引蒋士铨(心余其字)题诗，见于前及组诗开头第一首[25]1300，次句“迟迟”原作“参差”。而所谓“红桥诗社”以及“秋柳诗社”，也都不是真正的诗社。 王士祯“红桥修禊”之后，该地的诗人集会唱和活动蔚成风气，经久不衰。例如康熙二十七年戊辰(1688)的孔尚任“红桥修禊”⑩、前及乾隆二十二年丁丑(1757)的卢见曾“红桥修禊”、另嘉庆六年辛酉(1801)的曾燠“虹桥修禊”、前及道光十五年乙未(1835)的李彦章“小红桥修禊”等等，足以形成一个“红桥修禊”的系列。王士祯的创始意义由此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即使在清代整个扬州地区乃至全国各地的各种诗人集会之中，王士祯这个“红桥修禊”也是十分突出、值得特别关注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