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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太平广记》卷二六九引《谈宾录》记天宝年间杨国忠“设诡计，诈令僧设斋，或于要路‘转变’”，诱人观看，乘间捉“单贫者”充兵役以征南诏。又，唐郭湜《高力士外传》记安史乱后，玄宗被“移仗西内安置，每日与高公亲看扫除庭院、芟薙草木，或讲经、议论、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均说明“转变”已经成为一种相对同定的演唱形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已经出现了寺庙以外的艺人“转变”演出。中唐王建《观蛮伎》诗及李贺《许公子郑姬歌》已经提到这类演出，至晚唐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诗：“妖姬未著石榴裙，自道家连锦水濆。檀口解知千载事，清词堪叹九秋文。翠眉颦处楚边月，画卷时开塞外云。说尽绮罗当日恨，昭君转意向文君。”(《全唐诗》卷七七四)更具体描写了“转变”艺人的演唱情况和演唱内容。而敦煌藏卷恰有一个写卷(P.2553，原卷无题，启功拟题为《王昭君变文》)，敷衍昭君故事，内有“边云忽开闻此曲，令君愁肠每意(忆)归”、“莫怪适下(来)频落泪，都为残云度岭西”等句，为作为固定艺术形式的“转变”提供了实证。 上引《高力士外传》将“讲经、议论、转变、说话”并列，似乎说明唐代已经产生了一种与“转变”并称的说唱技艺“说话”。有些学者因而推断敦煌藏卷中的《庐山远公话》(S.2073)、《韩擒虎画本》(S.2144，原卷无标题，拟题)、《叶净能诗》(S.6836，原卷无标题，依卷末题)等是唐五代的“话本”，并断言只有被认定为“说话”之“话本”的作品，才可以被认定为唐代之白话小说，敦煌藏卷中其他一些叙事类作品，则不属于“小说”的范围。这种说法看起来有理有据，实际上却是经不起推敲的。 首先，我们对唐代“说话”知之甚少。虽然《高力士外传》提到了“说话”，但被学者经常引用来说明唐代“说话”的一些文献资料，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含混和没有具体内容的，所以我们不仅不了解“唐代说话”的演出情况，甚至对于唐代是否有一种演出形式相对固定的“说话”技艺也不得不产生疑问。(17)正因如此，我们对敦煌藏卷中所谓“话本”的界定，实际上是很困难的，甚至不得不借助于推想。比如我们肯定《庐山远公话》、《韩擒虎画本》、《叶净能诗》是“话本”，首先是假定《庐山远公话》中的“话”、《韩擒虎画本》中的“画(话)本”、《叶净能诗》中的“诗”(有人疑为“话”字之误)，就是“说话”的“话”或“话本”的意思，但“话”可作“故事”解，“话本”也有“故事本”的意思，为什么说它们一定是“说话”的“底本”呢？更何况连主张“话本”说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在敦煌文献中所看到的《刘家太子变》与《韩擒虎画本》，二者在体制形式确实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不同，而拟题的《唐太宗入冥记》应当归于前者(变文)，还是归于后者(话本)，则更是一个难题。”(18) 再如，论者从“说话”之“说”字出发，推想当时的“说话”技艺应以“散说”为主，进而推断“说话”之“话本”应该不同于“变文”的“韵散相间”，于是敦煌写卷中没有韵文偈语，或韵文偈语较少的《唐太宗入冥记》、《祗园图记》(《祗园因由记》)等就被定为“话本”。(19)且不说敦煌藏卷中还有并无韵文的《前汉刘家太子传》(P.3654)尾题《刘家太子变》，仅就这两篇作品本身，说它们是“话本”也是有疑问的。如《唐太宗入冥记》所写虽然是一个传说故事(又见于唐张文成《朝野佥载》等书)，却几乎没有源于“说话”的证据。至于其文末强调抄写《大云经》以做功德，则与敦煌写卷中另一篇同样写入冥故事的《黄仕强传》，反复强调做功德只有抄写《普贤菩萨说证明经》如出一辙，(20)使人有理由怀疑其很可能原是附于为武则天上台而造的伪经《大云经》之后的一篇为佛教张目的“感应记”(21)。《祗园图记》(P.2344、P.3784)的情况则更复杂一些，因为这篇作品叙述的实际是《贤愚经》卷一○《须达起经舍品第四十一》中的故事，敦煌写卷中的《降魔变文》敷衍的也是这一故事。只不过《降魔变文》韵散相间，铺陈描写，篇幅很长，而本篇仅述经文之梗概，既乏文采，又纯系散体，并无韵文唱词。对这样一篇作品，连认定其为“话本”的学者自己也不能确定，疑其是“‘说因缘’所用的底本”(22)，可能是“配合图卷之说明文字”(23)。 敦煌藏卷有不少叙事类文学作品都带有明显的“小说”性质，仅从这些作品是否以散文叙事来判断是否属于“话本”，并以此来判断其是否“小说”，显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于是有人提出：“从广义说，说唱故事的变文、词文和俗讲经文等都可以看作话本。”(24)萧欣桥、刘福元《话本小说史》亦取广义的“话本”说。以为“对照宋代说话四家数包括说经、讲史、小说等门类，唐代的俗讲、转变和说话就都属于宋代说话的范畴”，并因此将敦煌藏卷中大量被归于“讲唱文学类”的作品通称为“话本”，如称“讲经文”为“俗讲话本”、“变文”为“转变话本”，然后按“宗教话本”、“世俗话本”的分类来论述这些作品。(25)都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这些作品至少是“话本小说”的早期作品。这些虽然都是对仅承认敦煌藏卷中的“说话”、“话本”是“小说”的一种突破，但仍未摆脱只有“话本”才是“白话小说”的思想方法。 这种思想方法或许可称为“话本理论”，其基点是鲁迅研究宋元白话小说时所提出关于“话本”的定义。自从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话本”定义为“说话人的底本”，并将《小说史略》的第十二篇题名为《宋之话本》，第十三篇为《宋元之拟话本》。“话本”、“拟话本”就成了中国古代小说固定的类别概念，后来的各种小说史、文学史和各种研究著作中又出现了“话本小说”、“拟话本小说”的说法，从而形成了一整套有关古代“话本”的理论。现在看来，这套理论是有问题的。虽然有些质疑者断言“说话”人不可能有“底本”，有些绝对化，但我们似乎也很难证明大量被称为“话本”的作品是“说话人的底本”。因为“话本”理论数十年的通行，又因为敦煌藏卷中叙事类文学作品很多都与说唱有关，所以人们自然而然地将这套理论施于有关研究，将敦煌藏卷中的叙事类文学作品说成是唐五代以来各种讲唱的“底本”，(26)并据此来判断它们的“体裁”。实际上我们所见的敦煌藏卷中的叙事类文学作品，虽然多与讲唱有关，但我们很难从“底本”的角度去看待这些作品。敦煌写卷，包括被称为“变文”和“话本”写卷中的众多书写者“题记”，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27)即使仅凭这些“题记”亦可以看出，说这些写卷是讲唱的“底本”似乎很难说得通。王重民、周一良、路工等曾称它们是“记录本”(28)，而从同一篇目往往有多种抄本，可知这些写卷中不仅有“记录本”，更多的应该是“抄录本”。尽管这些写卷被标以“讲经文”、“缘起”、“变文”、“话”、“传”等不同名目，但它们反复被抄录，除了其他原因外，可能有不少是出于发愿祈福和做功德的目的。 根据“小说”的基本文体要求，敦煌藏卷中的叙事类作品有不少可以看作中国早期“白话小说”，这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只是人们摆脱不了通行的“话本理论”制约，于是只好采用了一些比较含混的说法。如程毅中提出：“敦煌通俗文学形式多样……虽然形式各有不同，但主要是叙事体，都可以算作广义的小说。”(29)萧欣桥等则以孙楷第“转变、说话，细分则各有名称，笼统则不加分别”为根据来写《话本小说史》。(30)其实，敦煌藏卷中的叙事类文学作品是很复杂的。有一些可能根本与讲唱无关，完全是一种书面创作，(31)更多的虽与讲唱有关，但主要是“记录本”、“抄录本”，也已成为书面作品。一种书面文学作品是否应该被视为“小说”，应该从其是否符合“小说”文体要求来判断。如果一定要根据其是否某种说唱的“底本”来判断，则未免有些拘泥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