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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全宋文》第55册，第190-19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②《郡斋读书志·后志二》，《王氏杂说十卷》，《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4册，第394页。 ③本文所引辞赋，均引自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全宋文》并参校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为了行文方便，除特殊情况外不再胪列出处。 ④关于王安石学术与法家的关系，由于受1970年代政治语境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当时学术界普遍倾向于认同王安石的法家身份，比如邓广铭的《王安石——北宋时期杰出的法家》(《北京大学学报》1974年第3期)，就是最具代表性的看法。这种看法在失去意识形态语境后，人们此作了反思，如季平的《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政治思想》(《四川师院学报》1985年第3期)。当今一些学人由于没有仔细清理法家与法制的概念区别，片面地认为法家代表着法制思维，依然执着于王安石的法家身份，这颇有牵强附会之嫌。在儒家学术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皇权专制时期，法家的名声并不好，但是在上世纪70年代的评法批儒运动中，法家的旗帜被高扬，认为它代表着社会进步的方向，吴江的《法家学说的历史演变》(《历史研究》1976年第6期)，力辩其非，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 ⑤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书》第2册，《东坡书传》卷十六，第195页，语文出版社2001年版。在该书这则传后附录有林之奇的《全解》的解释：“此盖指王氏以为言，如以忍为义，此申、韩之言，岂六经之训哉”。指出王安石在此的曲解，实在是在申说申不害、韩非等法家的思想。 ⑥程元敏整理：《三经新义辑考汇评——尚书》，第212页，台湾“国立”编译馆1986年版。 ⑦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五册，卷六十五，第2004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⑧黄裳：《演山集》第3册卷四十二，第3页，商务印书馆景印《故宫博物院藏四库全书珍本初集》。 ⑨虽然熙宁新法的一个重要宗旨是损有余补不足，但是在具体推行过程中，增加财政收入成了主要目的，民生问题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新法扰民的现实加重了有识之士对当道者偏离民本思想的忧虑。 ⑩《峦城集·三集》卷八，见《全宋文》第96册，第57-58页。 (11)《全宋文》第49册，第358-359页。 (1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9册卷四百九十“绍圣四年八月壬午”条，第11619-11620页，中华书局2004年版。这段话发挥的是《韩非子·二柄》、《扬权》中的思想。 (13)《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0册“熙宁七年四月十八日”条，第6164页。 (14)晁补之：《汴都赋序》，《鸡肋集》卷三十四，四部丛刊景明本，第181页。 (15)刘弇：《龙云集》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龙云集》卷末附，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龙云集》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8册卷一九六，第4751-4752页，中华书局2004年版。 (19)秦观撰，徐培均笺：《淮海集笺注》上册，第60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20)米芾：《宝晋英光集》卷一，第1-2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21)《淮海集笺注》上册，第557-558页。 (22)张耒：《商君论》，《柯山集》，第5册附拾遗卷三十六，第434-435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23)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四，第1册，第102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24)张耒：《柯山集》，第4册附拾遗卷三十四，第405-406页。 (25)《潏水集》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1册，第1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