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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变法语境下的学术纷争与辞赋创作(3)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文学评论》2015年第201 刘培 参加讨论

    在这样的语境中,人们对法术之道用事作了深入的反思。刘跂的《宣防宫赋》写汉武帝于瓠子口采取壅堵之法治河之事。这篇赋很像是一篇寓言赋,明写黄河水势,暗喻天下人心。而壅堵与疏导之法,则暗示了法家和儒家的治国策略。赋中极写黄河水势之盛,暗示以壅堵之法治国立竿见影,成效显著,但只是权宜之计,这就像雷厉风行地变法以解决国家积弊一样,若不从根本上着眼,那只能是饮鸩止渴,遗患无穷。这篇赋气势凌厉,暗寓规讽,令人深思。此赋选择汉武帝瓠子口治河事颇用了心思,在北宋时期,汉武帝是作为违背儒家治国之道的多欲之治的殷鉴出现在人们的话语中的,因而,其规讽的深意更为明显。
    法家讲究法、术、势,崇尚舞智御人,纵横捭阖,运天下黎庶于股掌。这与儒家的内圣外王以德治国是冲突的。王安石的变法之举,的确重视权变,奋其心智,以兴利除弊,因此,“智”与“德”的争论便显现出来。黄裳的《不以智治国论》是对这个问题反思比较深入的文章,他说:
    道之末为万物之散殊,为万物之成理。而君人者,法天而体道者也。以道之至虚,可以受天下之群实;以道之至无,可以御天下之群有;以道之至静,可以驭天下之群动。盖夫万物之变,尝在道之末,而体道者则寓乎万物之上焉。总一其成理而治之,非敢作也,故物之有生也,因之以致其成;物之有作也,顺之以致其复。而天下之民知有常性之可乐,不知物之能乱我焉,于是德生矣。民之德生,则君人者何为哉?时不劳其事,事不劳其形,形不劳其生,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此以道治国,而为国之福者也。彼间间之小智,方制乎名教之中耳。夫制乎名教之中,有足以蔽之者,虽欲见其成理而辅之,亦何可得哉?其势乃至于作聪明,奋机巧,滋法令,以制其众。而天下之众不出诚之所向,亦必以机巧待之,故上以数乘下,下以数计上。故虽探筹不足以致其公,敦概不足以致其平,别契不足以致其信,道德始下衰,而万物之真理丧矣,于是贼生焉。此以智治国,而为国之祸者也。⑧这实在是在发挥老子绝圣弃智、以一无御万有的思想,虽然法家也讲究君王遁迹于无形,执一御万,行法术以驾驭群臣,但它更强调“智”的运用。与黄老之术还是有区别的。当时的旧党人物的确是佐黄老之术来反对新法之扰攘天下。在这样的语境中,对“智”的思考便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秦观的《浮山堰赋》写的是梁武帝决淮灌城以破敌的史实,这个貌似高明的灌城举措结果使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哀死者之数万兮,孤魂逝其焉游?背自然以司凿兮,固神禹之所恶。世苟近以昧远兮,或不改其此度。螳螂怒臂以当车兮,精卫衔石而填海。僭梁人之不思兮,卒取非于异代。岂方迫于寻引兮,不遑议夫无穷?将奸臣取容以幸入兮,公相援而欺蒙?抑五材囚壮之有数兮,特假手于憧憧?系曰:敦阜寇冥大川屯,精气扶舆变乾文。运徒力顿漂无根,潮波复故弥亿年。”梁武帝刚愎自用、奋其私智,而一二大臣希风承旨,助纣为虐,终于酿成滔天巨祸。这篇赋虽然够不上指桑骂槐,但是对为政者一意孤行的讥刺入木三分。而王安石正是给人刚愎自用的印象,他的许多新措使得天下苍生扰攘不安,这实在引人联想。苏轼的《黠鼠赋》以灵动之笔刻画老鼠的智慧,读之令人发噱,其对“智”的思索也是基于这样的语境。
    熙宁变法被似是而非地与法家用事联系起来,不完全是出于旧党人物的意气用事,它还有着更深层的文化背景,那就是中唐以来的文化保守主义已经成为当时知识和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建立一个统一的王朝已成共识。人们早已厌倦了秦皇汉武等君王的多欲之举,民本思想在当时的政治哲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从宋初以来的辞赋创作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士大夫们对以民为本的仁政的呼唤。当新法扰民的担忧变成现实时,很容易唤起人们潜在的对儒家王道能否得到贯彻的焦虑。宋初以来在梁周翰的《五凤楼赋》、赵湘的《姑苏台赋》、张咏的《声赋》等作品中蕴含的对不顾恤民力、独乐误国的忧虑,在熙宁变法期间表现得更为突出。
    我们注意到,新法的基本目的是富国强兵,说到底,就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以解决“三冗”问题造成的国库空虚。民生问题则在其次。因此,推行者虽然一度努力抑制土地兼并,并幻想恢复井田制度以彻底解决土地高度集中的趋势,但由于其出发点是加强皇权对财富的控制,这就偏离了民本思想的宗旨。⑨而且,倘若打破土地的自由买卖,会触及各个阶层的利益,可能导致高度集权,重蹈王莽的覆辙;况且,一旦土地被强力控制,人的自由迁徙的权利等也将随之丧失,整个国家有变成一个个禁锢人身自由的劳动营的可能。这将是历史的大倒退。苏辙在《诗病五事》⑩认为新法非但没有达到均富的目的,而且在加强政府对天下财富控制的同时还加重了黎民百姓的负担。这与法家主张的加强皇权对社会生活的控制相一致。因此,人们对法家用事危害的强调其实是反映了他们对偏离民本思想的不安。如陈襄在《论青苗钱第四状》劈头就说:“商君之术,非陛下之所宜行。臣愿陛下为尧舜之君,以仁义治天下,不愿其为霸主也。”(11)他认为变法的首务不是控制天下财富,而是要轻徭薄赋,不扰民,休养生息,藏富于民,走由富民到教化之路,则天下大治。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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