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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北宋中期的政治革新是儒学实用主义在政治生活中的具体反映。从熙宁到元祐年间，政治革新导致的结党纷争，其背后是儒学各派之间的斗争。司马光等对当时如王安石的援佛道入儒的做法不能苟同，认为这样容易把士人引向玄虚之境。王安石等表现出的大举更张、力排异议，以及近乎独断专行的为政风格，营造出一种偏于法术的为政之道的话语空间，这使得熙宁新政似是而非地被罩上了法家用事的阴影。当新法扰民的担忧变成现实时，很容易唤起人们潜在的对儒家王道能否得到贯彻的焦虑。王安石及其后继者对于旧党的借题发挥置之不理，任由评说，甚至有的人还直接以法术之道游说君王。旧党人物多推崇孟子的仁政思想，希望朝廷能举贤任能，以民为本，简静牧民。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2BZW037)以及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重点项目“宋赋整理及其文史哲学的交叉研究”(IFW1207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培，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 北宋中期的政治革新是儒学实用主义在政治生活中的具体反映。短暂的庆历新政之后，变革思潮已成不可阻挡之势，终于引发了更为深入、规模更大的熙宁变法。庆历以后，学统四起，是这场变革乃至后来的元祐更化等政治事件的重要理论支撑。从熙宁到元祐年间，因政治革新导致的结党纷争，其背后是儒学各派之间的斗争。如果说庆历新政期间士人尚气节重操守，使得党争与学术之争还保持着君子风度的话，那么，熙宁以后的政治与学术斗争则意气相争的倾向越来越浓厚。这除了在专制皇权社会里政治斗争缺乏必要的法律约束以及政治道德的严重缺失之外，还与儒学本身的学术排他性密切相关。这一时期的辞赋创作，较为深入地展示了与党争扭结在一起的儒学纷争的状况。 熙宁变法的指导思想是王安石等编纂的《三经新义》，王亲自撰写的《周礼新义》尤为重要。变法时期的王安石思想与之前他的思想既有所区别又有连贯性。前期的王安石着意于心性本体的建立，是当时儒学发展的先锋力量。变法期间，他的学术思想倾向于为变法寻找理论支持，对心性本体的思考也贯穿其中。他与司马光、苏轼等的学术争论，是基于政见之争基础之上的。 司马光及其周围的人物，其儒学思想偏于保守，对当时如王安石等的援佛道入儒的做法不能苟同。他在作于熙宁二年(1069)的《论风俗札子》中对当时的学风这样评论道： 窃见近岁公卿大夫好为高奇之论，喜诵老庄之言，流及科场，亦相习尚。新进后生，未知臧否，口传耳剽，翕然成风。……今之举人，发言秉笔，先论性命，乃至流荡忘返，遂入老庄。纵虚无之谈，骋荒唐之辞，以此欺惑考官，猎取名第。禄利所在，众心所趋，如水赴壑，不可禁遏。彼老庄弃仁义而绝礼学，非尧舜而薄周孔，死生不以为忧，存亡不以为患，乃匹夫独行之私言，非国家教人之正术也。魏之何晏、晋之王衍，相与祖述其道，宅心事外。选举者以此为贤，仕宦者以此为业，遂使纪纲大坏，胡夷并兴，生民涂炭，神州陆沉。今若于选士之际用此为术，臣惧向去任官之士，皆何晏、王衍之徒，则政事安得不隳？风俗安得不坏？正始、永嘉之弊，将复见于今矣。①这篇没有奏上的奏章字面上针对的是科举文风，其实是直指王安石学术的，王氏学术杂用释老等众学的特征在当时非常具有影响，且个性鲜明。庆历年间，王安石撰成《淮南杂说》，其中明显地就圣贤本身提出一些独特的思想，时人以《孟子》比之。晃公武《郡斋读书志·后志》卷二引蔡卞曰：“(王安石)初著《杂说》数万言，世谓其言与孟轲相上下，于是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云。”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