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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新法者在反思法家用事的同时，他们在儒学框架之内的治国理想又是怎样的呢？虽然他们的政治思想因人、因时而不同，但是总的趋向是一致的，即他们多推崇孟子的仁政思想，希望朝廷能举贤任能，以民为本，简静牧民，对王朝的痼疾“三冗”问题，他们也希望按此思路治国，以为这样便可迎刃而解。苏轼等对待新法态度变化比较大，他对强兵、青苗法等起初是赞同的，只是因为王安石等推行得纷扰狼狈，才逐渐改变了态度，但是，其以人治为中心的民本思想则是一以贯之的。旧党人物这些理想化的主张，对于着意于充实仓廪的当道者来说，无异于与虎谋皮或者虎口夺食。宽厚爱民、轻徭薄赋，这是在宋初以来就不断被呼吁的问题了，但是要让为政者切实地实行，则显得过于天真。旧党人物对此问题显得迂腐拘泥，不识时务。诚然，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但是，世易时移，这种政治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或者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这只是古圣先贤昭示后人的一个幻梦而已。因此，他们的治国之论简直近似于大而无当的聒噪。时代已经变了，在集权制度下，要想回到小国寡民状态下的朴素之政，走历史的回头路，这是相当学究气的想法。其实，即使讲究权变的新党人物，也犯这样的毛病，他们对恢复井田制的考虑，就有些异想天开，倒是北宋初期的田锡对此有比较理智的看法。 从朴素的仁政理想出发，旧党人物多主张藏富于民，对于理财持保留态度，他们认为这是与民争利，司马光在嘉祐七年(1062)奏上的《论财利疏》就说：“古之王者，藏之于民，降而不能，乃藏于仓廪府库。故上不足则取之于下，下不足则资之于上。此上下所以相保也。”(18)认为理财之事其实是在算计齐民百姓，非宽厚爱民之道。苏轼对此认识深刻，他屡次上奏皇帝，提醒朝廷不可一意孤行，弃民于苦痛而不顾。秦观在《财用下》中也说：“臣尝以为君子理财之术，莫若尽地力、节浮费二者而已，……横赋强市，取之于百姓，非治财之善也。是以善治水者，以四海为壑；善理财者，以天地为资。”(19)这就是说，理财应该是为天下百姓开财路，而非为政府开税源。 米芾的《参赋》虚设东方朔向武帝进言治道，赋由参星主民引出话头，陈说主民之道：“自周衰道丧，百里一王。嗜欲加僭，民财用伤。贪如硕鼠，堕号鹈梁。匪鸢匪鲔，或潜或翔。”周道既丧，私欲横流，诸侯们的理财就是如何盘剥百姓，这就是许多旧党人物对待新法理财的看法，而且这种私欲膨胀的结果就是暴秦荼毒生灵。理财的本质是控制天下财富，以逞帝王之私欲，这就是反对新法者所忧心忡忡的，他们担心这样会导致君王行多欲之治。他们认为，只要行尧舜之道，天下就能大治：“古有治君，曰尧与禹。敬时命官，以民为主。民知乐生，鼓腹歌舞。次逮成汤，视民如伤。一夫不获，如己纳隍。周之文武，迄于成康。道德浃洽，礼义兴行。刑措不用，至于百龄，则是星亦尝炜烨而晶荧。”兴礼乐文教，推己及人，宽厚爱民，仁化于无形，乃是致太平的康庄之途。君王纵然不能行尧舜之道，但行与民休息的休养生息之道，也可民富国强。儒家那里除了淳风俗、厚人伦的仁政之道外，具体的治国之策实在是少之又少，不得已，旧党人物几乎都倾向于向道家学习，他们把无为而治的思想和仁政思想结合起来，以对抗新党的欲大有为于天下。他们忧虑的在变法过程中被加强的皇权会走向武帝那样的滥用民力，扰攘天下：“今陛下承累世之休光，翕五福于仰戴。坐明堂神明之会，据建章珍陆之海。臣万国，朝四裔；名王系于祈连，宛马来于天外。致赤雁麃之异物，获宝鼎芝房之珍怪。名在百王之上游，德并五帝之左界。而乃晻晻而无光，臣皋所以堙郁而未快，逡巡而不对也。古训有言曰：民犹水也，可以载舟，可以覆舟。”(20)指出君王一定要克制自己的私欲，不然，覆舟之大患随时降临。这篇赋由尧舜之道、休养生息到克制私欲，对当道者层层退让，希望不要越过治国的底线。 在德治与任法术的关系上，旧党人物主张先道德而后政刑。视法制之道为薄仁义，峻刑罚，重督责，厚敛以毒民，肆威以强国。秦观在《法律上》中说：“臣窃观唐虞以后有天下者，安危荣辱之所从，长久亟绝之所自，无不出于其所任之术，而所任之术大抵不过诗书、法律二端而已。盖纯用诗书者，三代也；纯用法律者，秦也。诗书法律，杂举而并用，迭相本末，递为名实者，汉唐也。”(21)认为治国应该道德与法制并用，德治为主，法制为辅。王安石变法被理解为与民争利，抛弃德治，其大肆更张、排斥异己、加强皇权被解释为任法制。 晁补之的《医言》是一篇赋体杂文，它通过中医之理来发挥治国之道：“上医医国。或曰不然。医曰：譬国于身，天地乃所寓之形，元气乃所恃而生。坚骨脆肉，山石壤坟也；中列五藏，五材是营也；风云其卫，百川其荣也；阖辟运转，有神欲行也。”国家就像身体，任自然而行，才可安康。对待百姓，也应该像对待自己的身体一样，重在养，严而少恩，只能激起民众的义愤。以德治国，就是固本之举，任用法术，就是戕害身体。赋中写道：“国有常治，治不以智，若烹小鲜，时治之理。生有常经，亦不可扰，损石益谷，时医近效。滋彰法令，盗贼乃多，疾焉勿扰，气复则和。何以休之？惟勿益生。筑垣为室，蚤作晦息，平康有道，医于何力？民有圣言，有病不治，起居惟常，常得中医。”治理国家，如同烹鱼一样，不能随便搅动，就像治病一样，要培养元气。纯任法术，法愈重，压迫越大，反抗越大，盗贼愈多。这篇赋比较全面地揭示了当时反对新法者的主要思路，他们的思路中，以民本思想为基础而倾向于黄老之术。这篇赋的思想可以用张耒的一段话很好地诠释之：“今夫世之善养生者，和其血气，平其心志，安养而徐用之，导引屈伸，以宣其滞而导其和，故药石饮食，平易而舒缓。惟其然，故其效也，得其所欲而无后害。有贱丈夫焉，不知其为如此，不能忍岁月之勤，而急其效于耳目之前，于是服毒石、饵恶草以激之。”(22)张耒的这段话是讽刺王安石的，其中的“贱丈夫”就是欲大有为于当世的王安石等变法人士。他以医术比喻治国，和晁补之辞赋完全一致，其中的思想又如此地相近，这两篇作品存在一定的呼应或者互文关系。 基于此，他们认为治道的关键是淳风俗厚人伦，以德治国，简静牧民。苏轼的《韩非论》中说：“仁义之道，起于夫妇、父子、兄弟相爱之间；而礼法刑政之原，出于君臣上下相忌之际。相爱则有所不忍，相忌则有所不敢。夫不敢与不忍之心合，而后圣人之道得存乎其中”(23)。他从人的本性出发来理解德治的合理性。张耒在《敦俗论》(24)从导民的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李复的《论治道奏》(25)则把仁政思想和老子无为而治的君人之术结合起来了。 黄庭坚的《江西道院赋》就描绘了一幅以德治理、简静牧民的图景： 若乃高安之城，豫章之别，虽风气之未遂，亦媺俗之可悦。故柳侯下车，解牛而不割；未尝发硎，初不折缺。则喟然叹曰：“江西道院，名不虚生。”爰作新堂，合陈鼓笙。有斐翰墨，宾赞令丞。作为诗歌，接民颂声。昔也忧民之忧，今则乐民之乐。怀仙伯之蜕蝉，有勿翦之乔木。制剑池之菡萏以为裳，酿丹井之清泠以为酌。醉而起舞，父老仟足，恐使君之仙去，而鰥寡之长失职也。吾闻风行于上而水波，此天下之至文；仁形于心而民服，此天下之善化。岂可多为令而病民慢，自设险而病民诈邪？九转丹砂，铸铁成金；两汉循吏，铸顽成仁。我简静则民肃，我平易则民亲。今使高安之农，养生于桁杨之外。珥笔教讼者传问孝之章，剺耳锁亢者深春耕之耒。卖私斗之刀剑以为牛，羞淫祠之樽俎以养亲。虽承平百年，雨露渗漉，非二千石所以牧人者乎!在这幅图景中，太守与民同乐，以仁风感化百姓，就像邵伯甘棠听讼一样，民敬之重之，民之向化如风行水上，以人伦大义教化百姓，政治清明自然水到渠成。如果以为扰民，严刑峻法，与设险病民何异？这就是旧党人物的为政图景，无为而无不为也。 熙宁变法引发的新旧党争，在学术层面，被似是而非地演化为儒法之争，被阐释为行苛政与行仁政之争，旧党人物对革新政治的理解，是以藏富于民、休养生息、简静牧民、人伦教化为出发点的。他们对新法的不满，不仅是因为新法扰民的现实，而更是因为他们注意到推行新法过程中得到加强的皇权以及士大夫论政权利的丧失所隐含的可怕后果。历史的记忆就是在这种忧虑中浮现出来了。文化保守主义的焦虑，此时已经不是针对大一统王朝的渴求，而是针对如何限制皇权背后的私欲，如何把皇权限制在内圣外王的轨道上。和学术探讨相比，辞赋因其表意的文学性抑或含混性，更能反映士大夫内心的这种隐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