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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襄的《咸阳宫赋》生动地反映了变法使得笼罩在士大夫心头的秦王朝梦魇是何等浓重。虽然这篇赋是沿袭着杜牧《阿房宫赋》的套路，但是其忧虑更具体而强烈： 藻井灿兮群葩竞芳，觚稜耸兮金爵交翔。罗玉阶兮彤庭，俨峻宇兮雕墙。朱紫炳焕，下以被其土；金璧峥嵘，上以饰其珰。其高也，侔列宿于紫宫；其大也，出冠山之朱堂。颙颙昂昂，复道还相。上截乎渭川，直走于阿房。是何蠖濩相经，连绵不止!映朱阙之双立，压金城之百雉。被卿霭以上覆，馥天香而特起。巍巍乎，若高浪之奔，架蓬莱而直上；盘盘乎，若巨鳌之出，戴灵山而遐峙。则有千庐传呼，洞门方轨。披广路之三条，列金人之十二。上下端直，左右环卫。执玉帛者来朝，绾银黄者近侍。如云台之上，缥组而摩肩；临淄之间，成帷而举袂。闻之者倏尔而叹，望之者俨然而畏。其间祲威盛容，殊形诡制。钟鼓喤喤，有二四之列；衣裳楚楚，有三千之丽。珠金玉翠衒其珍，组织文章逞其贵。而又植苑囿，开沼址。草木繁芜，蔽朱实之离离；鱼鸟遨翔，漾清流之亹亹。朝夕之所娱乐，而不知其晦明；寒暑之所隔阂，而不知其启闭。这段比《阿房宫赋》详尽得多而且更为写实的描写充分彰显了辞赋铺张扬厉的特点，作者之所以如此泼墨如云般的大肆铺排，是要更直观地展示竭天下之物力以奉一人的穷奢极欲的丑恶行径，是要展示法家用事的秦王朝是以一种什么样的面目昭示世人的。法家用事意味着帝王独断，士大夫失去真理的解释权，皇权失去必要的约束，帝王的欲望不受节制地膨胀，他们穷奢极欲，追求不朽，东封西祀，贪天之功，君王欲望的无限膨胀既是天下苍生的不幸，也是他个人的不幸和王朝的不幸，欲望膨胀的灾难性后果近则及诸身，远则殃及子孙，引发天下大乱，生灵倒悬。秦王朝的殷鉴昭示了任法家、轻民心的下场，只有回到儒家的正道上来，以民为本，节用爱民，藏富于民，淳厚风俗，历史的悲剧才不会重演。和杜牧的赋相比，这篇赋更为重视对历史的回顾与反思，重视对多欲之治的种种表现的铺排描写，虽然较之杜牧赋，此赋较为质实一些，缺乏那种灵动流转的美韵，然而，作者的目的就在于此，他不追求文笔的灵动美丽，而是想通过反映真实的历史来警醒当道者。旧党对变法的理解是把国家政治经济拉回到仁政的道路上来，轻徭薄赋，藏富于民，淳风俗，厚人伦。他们只希望对现有行政做一番调试，而不是推倒重来另起炉灶。或许他们对王安石的魄力和变法引发的社会震荡过于夸大其词了。不过，以后的历史不断地证明，疾风暴雨般的变革，可能会给社会发展造成巨大损失，引发灾难性的后果，甚至是社会的大倒退。人类历史的发展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其自我调适的功能是不可忽视的，人为地扭转历史的正常进程，结果极可能适得其反。陈襄等忧虑的正是过于刚猛的新法将使国家向着法家的路子靠拢，那将是天下苍生的大灾难。 虽然传统中国的帝王们大多内多欲而外饰儒术，奉行内法而外儒，但是由于法家在历史上背负恶名，一般帝王不肯轻易承认其指导意义。当时的新法推行者对粘贴在他们身上的法家标签并没有激争强辩。况且，熙宁变法之所谓“法”，其实是变更祖宗法度，而非行苛政，逞私欲，旧党人物的确有深文周纳之嫌。王安石及其后继者在更张法度富国强兵上殚精竭虑，但是对于旧党的借题发挥置之不理，任由评说，甚至有的人还直接以法术之道游说君王。 蔡京在绍圣四年八月奏上的《论尧舜之政疏》就开宗明义道： 人主操生杀与夺之柄，而以道揆天下之事，审之以仁义，济之以威权。慢令凌政者必诛，妨功害能者必放，反覆颇僻者必窜，谗说殄行者必罚，则小大内外孰敢先后，孰敢拂违，四方将徯志而应，不劳而成矣。……臣愚窃谓陛下退托谦抑，未以尧舜道术加天下故也。夫生杀与夺之柄，惟人主所独制，非人臣所可共，传曰‘惟名与器不可假人’是也。陛下诚加意乎此，励劝禁于上，作威福于下，使贤者在位，而不贤者不能间，能者在职，而不才者不能夺，其以陛下之圣，尧舜不足方矣。(12) 蔡京的意思无非是要哲宗乾纲独断，表现出一定的魄力来推行新法，而非真的要恢复秦王朝那样的严刑峻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新法在推行的过程中，打压异论，排斥异党，皇权专制得到了大力加强，为歌颂文学的发展开拓了空间。因为专制的强弱与歌颂文学的消长是相呼应的，诚如司马光在熙宁七年(1073)奏上的《应诏言朝政阙失事状》所言：“今执政主新法，群下同声贤之，有以异于卫国之政乎？是以士大夫愤懑郁结，视屋窃叹，而口不敢言。庶人饥寒憔悴，怨叹号泣，而无所控告。此则陛下所谓忠谋谠言郁于上闻，而阿谀壅蔽以成其私者也。苟忠谠退伏，阿谀满侧，而望百度之正，四民之乐，颂声之洽，嘉瑞之臻，固亦难矣。”(13)认为推行新法者打压异论造成了万马齐喑、士人人格矮化的局面。 从神宗时期两篇《汴都赋》的遭际我们可以窥见当道者对歌颂文学的提倡。关景晖的《汴都赋》今已逸，据晁补之说关景晖的赋没有引起有司的兴趣或许与此赋对熙宁变法的讽谏有关系，因为天子方奋然有意大事更张，而却“谏上爱民力、固基本”(14)，这与旧党人物的论调何以相似乃尔。相比之下，另一篇《汴都赋》命运就不同了。元丰六年(1084)周邦彦献《汴都赋》，长七千字，神宗见而异之，召他到政事堂，命李清臣在迩英阁朗诵。神宗何以对周邦彦赋如此感兴趣呢。这篇赋和多数都邑赋一样，描写城市的历史、布局和宫观的形制等，所不同者，突出了仓廪的充实、国家的富裕和营中将士的善战，这和新法的富国强兵暗合。赋的近一半篇幅是在描写宫殿的庄严壮丽和帝王受朝万方的场面，以彰显国力的壮大和帝王的神圣的权力。 刘弇的《元符南郊大礼赋》一味以虚声颂美，他在《进元符南郊大礼赋表》中说： 如《三都》、《二京》，客卿乌有之比者，窃尝谓词人文士之作，虽取经不纯，去道时远，至于变化飞动，神开笔端，得不因人，自我作古，新一代耳目，起太平极功，有如比曹，殆不多得，屈宋已还，贾生、相如、向褒、雄固，最号高手，能使往汉光华至今，数子力也。自时厥后，苟作之徒，弊毫殚楮，或文不足以起意，或趣不足以会真，而其时君至有持一时赫赫盛烈，甘心低回，委之斯人之手，磨灭就尽，岂不痛哉。(15)这样的议论在宋代十分少见，它充分肯定了汉大赋润色鸿业、传上国声威气势的功能，自扬雄中年悔作大赋，斥为童子篆刻，壮夫不为，以为不勉于劝，于世无补，他的这种论调影响甚远。班固援《诗》以曲意回护，以为辞赋乃古诗之流，义归于讽谏。扬雄、班固虽对汉大赋褒贬不一，但立足点都是儒家的诗教说，都没有注意到汉大赋扬上国声威的功能。在当时，歌颂国势的论调得到了回应。据罗良弼《跋龙云先生集后》云：“元符改元，(刘弇)进《南郊大礼赋》，君相动色，以为相如、子云复出，即除秘书省正字，稍迁著作佐郎，骎骎向用矣。高丽传诵其文。”(16)可见，刘弇的观点不是孤立的，而是当时的一种风气，此赋受到的追捧正与周邦彦赋受到神宗青睐一样，是搔到了当道者的痒处。刘弇在赋表中还说：“弇不避潜(或作僭)易，颇复采掇西汉气质，课成《元符南部大礼赋》一通，使万世之下知有吾宋，如白日之丽庆霄，兹臣志也。夫余力逸劲，饮羽于石梁，上方宋人之弓则不足然，臣之精力自以为尽于此矣。”(17)“西汉气质”就是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里表现的武帝时期多欲之治的图景，这就明白道出渲染、粉饰当代的强国气势以声施后世的初衷。如果和宋初的歌颂赋如杨侃的《皇畿赋》等比较就会发现，新党用事时期的颂美王朝声威的辞赋多喜堆砌辞藻，缺乏生动传神的描写，并且大量运用生僻词汇，以至于连同时代的博学人士都难以卒读，这就使得文章庄重典雅、古色古香，甚至故意追求文章的凝重和呆板，以突出帝王的神圣气质。而宋初辞赋中常见的和乐融融、万众欢腾的场面描写却消失了。 可见，对盛世观念这个时期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藏富于民和与民同乐，而是君王权威的毋容置疑和国库的充实。这些赋描写的其实就是新法所勾勒的富国强兵和帝王独断的图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