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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顺蛟修纂《吴县志》为什么聘请浙江海宁人施谦兰垞呢？其实这个人选是杨绳武推荐的。绳武《乾隆吴县志序》有云：“时余以制府尹公见延滥竽钟山书院。明府属余门海宁施征君兰垞诣余，欲以志事相属。……顾金陵与吴下悬隔，而余既有书院之事，才力谫薄，恐不足以相及。……兰垞之才，固可独当一面。……明府如余言，顾谓兰垞书成之日，仍当属余订定。”那么，杨绳武为什么如此看重兰垞呢？前面多次提到《孟陬十三日……百感交集怀人忆事，兴到即成，得诗凡三十六首，不复伦次》，其中第十九首云：“皋里东归别梦长，评文谁复拟欧阳。即今学古无同调，漫爇尧峰一瓣香。”诗下自注云：“山长杨文叔先生为古文，独契于尧峰。客岁移馆钟山。尝语人曰：‘近日浙东西古文者，自勗当首屈一指。’”兰垞称“山长杨文叔先生”，这是因为杨绳武(字文叔)曾经主讲过杭州敷文书院(12)，兰垞曾就读于该书院，故以师生相称。杨绳武认为兰垞的古文在两浙文坛上“首屈一指”，虽然此话出于兰垞自述，难免有自我推介之嫌，然而从上文杨绳武把兰垞推荐给姜顺蛟纂修邑志，并在序文中称许“兰垞之才，固可独当一面”来看，可知绳武之赞许固非客套，兰垞之自述也非矜夸。另外，袁枚也曾就读于敷文书院，称杨绳武为夫子，并以“经学失传有施氏”称赞兰垞，认为兰垞可以继承杨夫子之经学。(13)可见，兰垞的文才和学问是受到当时人相当高的评价的，被聘主持纂修《吴县志》，此事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想必这应该是兰垞不得意的人生中的得意之笔。 五、关于袁枚《答沈大宗伯论诗书》的时间问题 袁枚的《答沈大宗伯论诗书》和《再与沈大宗伯书》是他作为诗论家登台亮相的宣言。薛起凤《小仓山房诗集序》云：“随园先生论诗之旨，一见于集中《答归愚宗伯书》，再见于《续诗品》三十二首。”可见这两封书翰对于袁枚诗学之重要。历来研究清代诗学的学者每每征引并解读这两封书翰的内容，然而关于它们的具体写作时间却有诸说(14)，尚无定论。但这个问题很重要，它关系到袁枚性灵说何时正式公开提倡的诗学史问题。笔者曾经对这个问题做过探讨，结论是：因为两封书翰中都提到沈德潜评选的《清诗别裁集》，而《清诗别裁集》有乾隆二十四年九月蒋子宣的“初刻本”和乾隆二十六年二月沈德潜儿子沈松的“重刻本”，所以如果袁枚看了初刻本后写信的话，两份书翰的写作时间最早也得乾隆二十四年九月之后，即袁枚44岁、沈德潜87岁；如果看了“重刻本”后写信的话，那么最早也得袁枚46岁、沈德潜89岁之后。(15) 如本文开头所云，袁枚给沈德潜的两封论诗书翰之后，紧接着是袁枚写给施兰垞的《答施兰垞论诗书》和《再答兰垞第二书》。四封书翰内容紧密联系，写作时间也不会间隔太长。由于《遗稿》的发现，并且知道了兰垞的卒年，这样就为我们确定这些书翰的具体时间提供了更为重要的判断材料。按常理推测，袁枚给施兰垞的信应该写在兰垞生前，而不是在死后。从前文可知，兰垞卒于乾隆二十五年“庚辰仲秋”，那么这两封书信最迟也应该在此之前，即袁枚45岁、沈德潜88岁之前。“重刻本”在兰垞死后刻成，由此推断，袁枚应该是看到了《清诗别裁集》的“初刻本”后就给沈德潜写信的。考虑到兰垞看到袁枚给沈德潜的书信后写信给袁枚，然后袁枚再复信所需要的来往时间，袁枚给沈德潜的两封书翰的写作时间应该在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后不久。此年袁枚44岁，沈德潜87岁。 作为一个旁证，我们来看一下收录于《小仓山房诗集》卷十五的五言古诗《改诗》。此诗作于乾隆己卯年，是袁枚44岁时的作品。其中有云：“脱去旧门户，仍存古典型。役使万书籍，不汩方寸灵。耻据一隅霸，好与全军争。”联系他给沈归愚和施兰垞的论诗书信的内容来理解的话，这几句诗的意思简要而明了，所要表达的也就是四封论诗书翰所要说的。“脱去旧门户”就是要脱去沈德潜固守的唐诗门户，但其手段并不是通过另立新门户，优秀的“古典型”仍需继承，所以他不同意施兰垞“唐诗旧”“宋诗新”的观点；“役使万书籍，不汩方寸灵”，摆正学问与性灵的关系，是“性灵说”的诗化表述；至于“耻据一隅霸，好与全军争”则更是袁枚作为诗人的宣言。这宣言决不是信口开河，因为此时的袁枚已经为自己确立了欲以诗文“入文苑传”的人生信念和目标。(16)所以，44岁时的袁枚致信挑战其时诗坛统领沈德潜完全是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的。 顺便提一下兰垞和袁枚的接点问题。虽然兰垞比袁枚大28岁，而他们之间有不少接点。首先，如前文所述，杨绳武主讲浙江敷文书院时，他们都曾就读于敷文书院，都是杨绳武的门下，是同学，至少是校友，袁枚对兰垞的经学评价很高。其次，雍正十三年两人都参加了博学鸿词的资格考试。再次，兰垞纂修的《乾隆吴县志》“参阅”姓氏的名单中可以见到袁枚的名字。(17)这些可以证明兰垞与袁枚的关系很不一般。另外，兰垞参与南屏诗社的活动，与厉鹗、杭世骏、周京等浙派诗人交往频繁，其诗学倾向偏好宋诗是不言而喻的。再有，他看到袁枚给沈德潜的论诗书翰时，周京、厉鹗等浙派诗人的重镇都已去世，而自己又是风烛残年之人，所以他致书袁枚，“欲相与昌宋诗以立教”，重振浙派诗坛昔日繁盛气象，这完全是情理中的事。然而，此时的袁枚已过不惑之年，对诗学已有自己的定见，他认为兰垞于诗见识短浅，所以毫不客气地劝告兰垞“先澄其识”，“毋轻论诗”。(18) (责任编辑：admin) |